“救亡与启蒙”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概念。这组概念的提出以及李泽厚先生对于它们的阐释得到当时众多知识分子的认同，并且影响至今。今天再次对这个概念做一点思考，仍旧有助于我们更清晰的理解中国现当代历史。
首先在概念上，我们需要区分一下“救亡”与“启蒙”。“救亡”在第一层意义上是对于国土的捍卫、国家主权的维护，也就是免于“亡国”。在第二层意义上是在文化上保持作为一个中国人、炎黄子孙的资格，免于在文化上沦亡，也就是免于“灭种”。这第二层意义往往因第一层意义的紧迫性隐而不彰，而且只要国家不亡，在文化上的救亡问题一般也就不存在了。
“启蒙”。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页。）。同样，启蒙有两层含义，政治意义上的要求民主、人权，积极参与国家活动；文化意义上的争取个人自由、摆脱封建愚昧、盲从。“启蒙”的概念，在西方还主要着重于个人的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传到中国来之后，它就主要侧重于开启民智、反封建愚民政策。这就就更加突出了群体的觉醒意义。呼吁个人解放、争取个人自由的声音似乎总是在唤醒民众的呼声之下。这也就是中国对于西方文化拿来主义式的借用又一表现。
其次，“救亡”与“启蒙”是一对矛盾，它们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特点，在某些时段某个方面会占突出、主导位置。
“救亡”与“启蒙”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与文化的矛盾、国家独立富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有相互刺激、共同作用的一面，如：
戊戌变法时期对于西方文化思想的引进、宣传，主要还是基于亡国的紧迫感。这个时期，文化上的救亡占主导。等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风起云涌，成为时代主潮的时候，政治意义上的启蒙比文化上的启蒙更为明显。辛亥革命之后，张勋、袁世凯的复辟失败就很好的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谁再想要做皇帝已经是不得民心之举了。新文化运动重在启蒙，五四爱国运动立足于救亡，但同样把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成果迅速扩大化，这就形成了救亡与启蒙互相刺激、共同作用的双赢局面。
“救亡”与“启蒙”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更明显的表现是在日本侵华之后。在此之前，二者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开始显现。“戊戌前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改革，康有为回答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辛亥前严复在伦敦遇见孙中山，严也劝孙先办教育，孙的回答也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万年太久，来不及了。”（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第849页）。在这之后战争频仍，使得启蒙工作始终被搁置。捍卫国土意义上的救亡运动此起彼伏。这也是历史的一种必然选择。五四时期曾经进行过的一段时间的启蒙工作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宣传普及，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等基层群众根本就不能理解何谓启蒙。在这之后的政党主要关注的是政策宣传，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政党的传声筒。文化思想启蒙依旧被搁置。
但在另一个意义上来分析这种救亡，也可以得出救亡也即启蒙的结论。“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首次正面遭遇时的历史性画面：当英国舰队突破广州虎门要塞，沿江北上的时候，江两岸聚集的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争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救亡”压倒“启蒙”？——对80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结构和分析。李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就像列宁所说“非常闭塞，消极被动，没有知识，对政治漠不关心”（《中国各党派的斗争》转引李书第809页）。民众不参与政治，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也是启蒙工作不能彻底进行的一大原因。在这之后的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全民参与的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国不单取得救亡的成功，而且结束了长久以来中国的军阀割据、分散零碎状态。民众在此期间也得到并深化了一些启蒙的思想。至少在政治意义上，“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与具体实施，极大地实现了国人由封建时代的“臣民”向近现代意义上国家的“公民”身份的转化。这是个巨大的启蒙。
在这个意义上讲，救亡在长时段上也就是启蒙。
最后，文化思想意义上的启蒙工作始终屈居各种时代主潮之下，直到现在都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彻底完成。民主与科学，自由、平等、博爱，追求个人解放，直到现在都仍然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启蒙工作远未完成。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