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炳富先生
南开大学商学院的缔造者陈炳富先生，堪称中国管理学的开拓者之一。陈老先生在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的杰出成就，为这门年轻的学科在中国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被推选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其业绩先后被收入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大洋洲及远东地区名人录》、《国际业绩卓著男士名录》和《国际杰出知识分子名人录》。
陈炳富先生1920年12月出生于安徽和县。少年时代家境贫寒。他学习刻苦认真，学业成绩优异，从1934年在县立初中求学起，曾多次获得奖学金。1937年，就读于湘西高中。1940年考入内迁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外文系。翌年，转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1945年毕业，1946年冬，到南开大学任教，曾先后在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管理学系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0年，任新创办的管理学系主任。
陈先生早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便倾向革命，参加进步读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时他主编的壁报《论衡》和《经济论衡》，曾经常发表进步言论，受到校内师生的注目。
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陈先生在“指数”理论、“指数”的恢复、编纂以及编制方法、公式的论证方面，发表了十几篇研究文章。50年代初，他转入经济效果问题研究，他的《关于工业品产品品种变动对成本影响指数的几个问题》一文曾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讨论。60年代写的《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把用最小耗费取得最佳收益问题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内容进行阐述。他指出，“讲求经济效果不能仅局限在生产领域内，还应包括国家管理机关、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部门。”文章后来被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展望出版社分别选入《解放以来有关经济效果文选》和《建国以来有关经济效果文集》。
进入80年代，随着四化建设的深入和国家对管理科学的需求，陈炳富教授的才华方得以充分施展，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1981年在瑞典参加“中国——欧洲技术与工业政策”国际学术会议，他宣读的论文《论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受到与会代表的称赞，被列在会议论文集的首篇。瑞典隆德(Lund)大学校阅曾发表文章给予高度评价。1984年初，应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的邀请，他在会上做了题为“要开展中国管理史研究”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他列举大量事实，指出在古代和近代，我国有许多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值得探讨、研究、总结，要创造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理论，必须结合命西，融汇古今。《了望》杂志以《从<孙子兵法>说到中国管理史》为题编发了他的报告，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1987年他在加拿大、美国考察、讲学，光后做了“《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学术演讲，引起西方学者的浓厚兴趣。讲学期间，他还参加了欧洲国际市场学会，被推选为该学会的唯一的亚洲理事。
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富于创新，是陈炳富教授治学的特点。他说：“中国有悠久的管理史，但现代化管理始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许多新的管理问题，新问题的解决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思想。我的最大心愿就是建立一门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学。”其实，陈炳富教授有志于斯者可谓久矣。早在60年代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他就强忍饥饿，拧紧眉头思索：怎样才能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在夕阳残照下的校园里，他不知度过多少苦思的黄昏。必须走经济技术相结合的路子——这是他最初萌动的管理学思想。可惜，他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没有一点反响。70年代末，他重提旧论，并上书中国科学院，呼吁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这一次，他急切的呼声被传遍全国，最终促成“技术经济研究所”的诞生。1980年，南开大学授命陈先生筹备建立企业管理系。老先生来了拗脾气：“不能叫企业管理系，应该叫管理学系！”此时，管理学在中国还很新鲜，还有人不承认有这么一门独立学科。他不辞劳苦，四处游说。于是，中国有了第一个大学管理学系。他孜孜以求的，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这就是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学科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通过中外比较研究，把国外先进的、适合国情的经验学到手；通过古今结合，体现一种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特点，体现中国成功的管理实践，从而造就培养和指导中国自己的管理专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完成这个系统工程，一靠管理实践，二靠管理思想。
1984年初在中科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特邀参加大会的陈炳富就向全世界宣布：“当代最新的管理思想，都能在《孙子》那里找到痕迹!”从此，在对中国文化重新估价和反思的历史背景下，在被人忽视的一隅，开始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而这位开拓者更是笔耕不辍，连连发表功力深厚、多有新意的著述：《<孙子兵法>及其管理中的—般应用》、《现代化与<孙子兵法>》、《从<孙子兵法>到中国管理史》、《<孙子>的全局系统观》……在中国军事科学院组织编纂的包括十四分册、数百万字的《孙子兵法大全》中，他承担了《经营管理》分册的编写。
陈先生十分重视学科的协调性和知识的广博性。他认为，管理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也是一门横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管理不仅与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有关，还和经济发展情况、文化科学水平以及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有很大关系。他招收的管理学研究生，有学经济的，也有学理工、技术的，还有学中文、历史的。他组织他们搞管理研究，发挥各学科特长，以多学科结合的优势，去解决定性和定量两方面的问题。
他长期超负荷地承担教学任务，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了《管理学概论》、《比较管理学研究》等10多门课程。每学期都同时讲授2—3门课。1983年以来，以他为首招收了经济管理、技术经济等六个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经他亲自指导已取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32名，博士学位的一名，目前在学博士生12名，其中包括一名美国博士留学生。他还热心帮助指导中、青年教师，带出了一批很有发展前途的教师。
陈先生看到开放后的中国，在培养管理人才方面作了种种尝试，但还远远不能满足。于是，他不失时机地与来访的加拿大几所大学商定共同培养现代化管理人才。此后又陆续与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高校建立关系。他讲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外国专家讲西方的管理思想，让莘莘学子吸吮着东西方文化撞击而酿成的琼浆。这种中外合作培养管理人才的作法，被称为“南开——约克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培养的学生，普遍为国内外重用。
陈先生是国内校早研究经济效益的学者之一。在他50年代的研究里，即已切入这一主题。1978年他曾建议国家组织领导全国经济效果研究。根据现代化管理的特点和要求，他倡导经济管理与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讨论教学与科研的实践。70年代末以来，他主持举办过多期“成本管理”、“技术经济”、“引进技术”等研究班，为全国各地培训了上千名高级技术经济人才和管理人才。
李维安教授
原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1957年出生于青岛，管理学博士、经济学博士。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南开管理评论》主编。现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育部工商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委、国家留学基金委评审专家、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天津市管理学会会长、天津市学科评议组(工商管理)召集人等学术职务，并兼任国内外15所院校的兼职教授、博导或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李维安教授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公司治理与企业集团管理、网络组织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国家教委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基金、国家教育部优秀年轻教师基金、国家软科学项目基金、211工程等24项国家及省部级纵向课题，10余项与大型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并先后承担多项国际合作项目。
李维安教授在国内较早开展对公司治理的理论与实务研究。在理论上，初步构筑了以公司治理边界为核心范畴的公司治理理论体系，并进一步拓展了公司治理的研究领域，实现了从公司治理结构到公司治理机制，从单法人治理到集团治理、跨国治理、网络治理的突破。在实践上，率先在国内提出并组织制定了《中国公司治理原则》，推动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步入公司治理改革的新阶段，为我国上市公司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近期，李维安教授及其领导的课题组，在多年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国内的第一个作为上市公司治理状况的“晴雨表”的中国公司制理评价指标体系，2003年11月，在第二届公司制理国际研讨会上，又推出系列公司制理评价体系研究成果，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与报道，同行专家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李维安教授的专著《公司治理》获中国经济界最高奖项——第十届（2002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并获天津市第八届优秀社科成果惟一的一项特等奖；专著《股份制的安定性研究》获第二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基金优秀著作奖和天津市第七届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专著《现代公司治理研究：资本结构、公司治理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入选获国家图书奖的管理科学文库；论文“改革实践的呼唤：中国公司治理原则”获教育部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作为国内最早出版的公司治理教材《公司治理教程》获教育部推荐研究生教材。
李维安教授归国数年来，不仅为南开大学管理学科的振兴，也为我国管理学科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他担任主编的《南开管理评论》作为管理学的核心期刊，已经成为国内工商领域有影响的学术交流平台之一；他创立的国内第一所从事公司治理研究的学术机构“南开大学公司治理中心”，在与国家审计署共建下，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公司治理领域的学术研究基地，李维安教授获得国家各级颁发的多种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