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政治统治集团的法律主张；
"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唐律疏议》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把法律的功效和礼义道德的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礼的精神完全溶化在法律条文中。礼法结合在《唐律疏议》中已达到了十分完备的程度，标志着中国古代礼治法律化的完成。
封建纲常的法律化。《唐律疏议》把"三纲"法律化、制度化。凡是反对"三纲"的，均被认为触犯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列为"十恶"大罪，是刑罚打击的重点。
.维护等级特权的立法思想。《唐律疏议》把人们分为良人、贱民两大类，在皇帝以下分为贵族、官吏、平民、贱民几个等级。法律规定贵族、官吏有罪无刑；良人和贱民在政治、经济、诉讼、社会生活等方面”、“良贱异法"，等级地位各不相同；而且还规定贵族、官吏触犯国法时，制定了一整套关于"议、请、减、赎、官当"的法律措施。
杨坚“除削烦苛”的法律思想；
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 。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亲手删定《刑书要制》，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下令命高熲等人参考魏晋旧律，制订《开皇律》。开皇三年（583年），杨坚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跋、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595年）形成定制的，杨坚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死刑。《隋书 刑法志》：“（开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决。”杨坚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复治。” 《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杨坚修订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继承了。
李世民“安人宁国”的重民思想；
（1）以“安人宁国”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
以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认为，隋亡的主要原因在于统治者过于贪婪，人民负担过重。他们“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在制定政策时以“安人宁国”为指导，施行“无为”政治。魏征以为“以为而治，德之上也”。李世民既推崇儒学，将尧舜之道、孔孟之书作为为政掼，又吸收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及法家的某些思想。在“安人宁国”方针指导下，唐初法律思想具有礼法融合，德主刑辅，立法宽简，执法严明等特点。
（2）立法公平，务求宽简
李世民君臣认为，要安邦治国，必须重视立法，而立法应以礼为指导，以“宽简”为核心。这主要表现于以下几点：其一，既制礼，又立刑。唐初统治者认为，治国必须礼法兼用，“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李世民强调礼法统一，主张失礼则入刑，不忠、不孝皆为犯罪行为，《贞观律》条款处处体现了礼刑结合的思想，它为永徽时律疏奠定了基础。 其二，立法必须公平。唐初统治者认为，法是国家的权衡，人君立法应“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魏征言：“圣人之于法也，公矣。”唐初统治者所说的“公”，当然是指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言。为了能保护地主阶级的整体、长远利益，唐初统治集团主张立法要从公而弃私，不能以这个人好恶代替法律。其三，立法须稳定，“不可数变”。李世民君臣认为，法律固然应随时代不同而有所改变，但却不可多变，法律多变害处甚多，官吏不能尽记，前后条文牾，民不知所避，失掉权威而难以实行。其四，“国家法令，惟须简约”。在强调立法公平、法律稳定的同时，唐初 统治者格外强调律文的简约，认为只有简约，才能使律文前后一致，公平合理。贞观年修律，便“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贯彻了这一原则。
（3）慎狱恤刑，务求其“实”
为贯彻正统法律思想“德主刑辅”的主张，李世民统治集团不仅在立法上强调变简，执法上也强调慎狱恤刑，务求其实。其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慎狱恤刑。李世民认为，官吏多以入人之罪为能，利在杀人，因此造成冤狱。他明令，司法官员须慎刑慎杀，依法断罪，或重或轻，均依定制。其二，创立九卿议刑制度。唐初统治者对待死刑十分慎重，“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 其三，完善死刑审批程序。唐太宗将死刑三复奏变为“五复奏”，京城中两天内复奏五次，给皇帝以充分的时间考虑生杀予夺，有效地避免了冤案。其四，反对严讯，务求其实。李世民君臣以隋严讯逼供为戒，强调审讯中要注重事实，并规定了“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的原则，以防止滥刑滥罚。
（4）明正赏罚，一断于律
唐太宗赞扬诸葛亮罚不避亲，赏不遗仇，要求官吏审狱断案“一断以律”。他自己还带头守法，在司法判决与自己的敕令有所违背时，克已从法，使司法人员敢于维护法律，犯颜直谏。 （5）纳谏与执法相结合 唐太宗从谏如流，当其敕令与律相矛盾时，他往往能接受司法机构的观谏，忍个人小忿，而存法律大信。因此，皇权对司法的干涉相对减少，使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司法活动中得以充分体现。}
综上所述，李世民及其统治集团在总结了历代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更为严密、更能适应社会发展和巩固统治的法制思想。他们在"公平"的基础上，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出现了中国社会罕见的、为人称道的"法治"局面。
柳宗元的法律起源于“势”及赏罚及时的法律思想；
"天人不相预"的主张
柳宗元曾作《天说》与韩愈的天刑论相对抗，认为人事的存亡得失与天毫无关系，天也不能赏罚人的过失。
赏罚及时说
柳宗元在《时令论》和《断刑论》中分析了自然条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批评了必须按照时令行事的观点，批判了"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的谬说，强调赏罚要及时，提高执政效率。他认为施刑和赏罚，是用来劝勉和惩戒人们的，赏罚及时，劝勉和惩戒的功效也才显著，那种附会天意的按时令来行刑的说法，，不过是欺人之谈。
法律源于"势"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必然之"势"，国家和法律的产生取决于"势"；随着时势的发展，法律也要相应的变化，从而否定了传统的神权法思想。
刑、礼"其本则和，其用则异"
刑和礼"其本则和，其用则异"，他们的根本原则相同， 而其用途迥异；刑罚在与惩罚违法犯罪，礼仪在于表彰善行，二者不容混淆。 他还强调定罪量刑要与事实为依据，既要合法，又要合乎情理，即所谓"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
柳宗元的法律思想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刘禹锡的法治思想；
刘禹锡的法制思想是在对“天人关系”问题进行长期争论中形成的，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他认为法制是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的行为准则，其次他认为法制是“人能胜乎天”的根本保障，最后他认为法制应当体现社会公平与公正。
白居易的刑、礼、道迭相为用的法律思想。
白居易通过对唐朝中期政治形势的深刻洞察，以极为务实的态度提出了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刑、礼、道迭相为用”的治国理念。白居易说：“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礼者，可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恶。”鉴于刑、礼、道各有其独特的治理功能并都存在缺陷，所以，白居易认为：“王化之有三者，犹天之有两曜，岁之有四时，废一不可也。”他还强调，三者必须“循环表里，迭相为用”。他又提出，这三者具体应用于“治人”时，“惩恶抑淫，致人于劝惧，莫先于刑；邪窒欲，致人于耻格，莫尚于礼；反和复朴，致人于敦厚，莫大于道。”而应用于“治世”时，“衰乱之代，则弛礼而张刑；平定之时，则省刑而弘礼；清静之日，则杀礼而任道。”（《白居易集·刑礼道》）由此可见，白居易的治国理念既不同于激进法家商鞅、韩非等人，又相异于儒家“以礼为主，礼法合治”的二元观念。他以兼容并蓄的开明态度，根据刑、礼、道三者各自的治理作用，主张采用交替运用的方针。同时，白居易也打破了儒家礼主法次、礼先刑后的成式，主张刑、礼、道互为表里，三者因事、因时、因势的不同而各有轻重缓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