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和魏征的治国观有何相同之处

如题所述

魏征是学习历史的人最为熟悉的一个人物。唐代前期在正史和野史中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大都与魏征有关。魏征是一个被神化了的人物,有点类似演义中的诸葛亮。不过两人的性格不同。诸葛亮是以谨慎著称的,而魏征是以犯颜直谏闻名的。毛泽东讲“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魏征的名言。魏征和唐太宗的关系.被史学界认为是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好的君臣关系之一。魏征死的时候唐太宗大哭,认为失了一面镜子。那个著名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典故就来源于此。有人讲,没有魏征就没有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这种说法颇具道理。历史上的魏征确是唐代最著名的政治家.是佐成贞观之治的大唐名相。今天我们讲他的治道政术很多都在《贞观政要》有记载。所谓政要,也就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政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五个要点”。
一个核心就是怎样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魏征治道政术的中心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治国理政的核心目标。唐太宗是通过战争和政变取得天下的,对如何治理好天下,确实缺乏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所以对怎样治理好国家.保证政权不得而复失,不重蹈隋朝灭亡的历史覆辙,一直是唐太宗的头等大事。他经常与群臣探讨如何治理国家,其核心就是如何守业问题。所以在创业与守业的关系上,强调要害是守业,用唐太宗自己的话说就是“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这其中最主要的谋臣就是魏征。有人说,魏征是唐太宗治道政术中的核心人物是不过分的。怎样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呢,魏征的主要思想有五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总方略。用什么方略治国,这是治国理政的首要问题.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必须回答和解决的头等大事。从当时的情况看,唐太宗夺取政权后,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治理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一派是以封德彝为代表.认为天下这么乱,必须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否则是不能安定天下的。结果是越镇压越混乱,唐太宗在镇压窦建德起义军余部刘黑闼的过程还险遭覆灭。魏征主张用教化、行德治,认为“大乱之后人心思定,”建议太宗实行教化。他讲“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活得好好的,你去教育他要这样要那样,他不一定听你的;如果他在很危困的时候,你告诉他如何做,他是很容易听的。结果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确定了实行教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以德治国方针,并努力实行,被称为“力行不倦”(也就是说就这样干了,不争论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迎来了海内康平的大好局面。唐太宗感慨地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行华夏安宁,远戎宾服。”以德治国的方针在唐初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魏征对于大乱之后人心思治的政治态势准确判断,采取了顺应民心民意的政策。“以教化为主”造就了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
第二,总结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决策原则。这一点太重要了,甚为毛泽东所称道。如果说魏征有多少民主思想,那不符合事实。但是魏征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能够悟出多听一个人的意见,就减少一分片面性,这是了不起的。唐太宗问他,怎样才算是明主呢,也就是怎样才能做到正确决策,减少失误呢?魏征确定地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贞观政要》卷中这样记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问魏征日:“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然后他列举历史上由于偏听偏信而导致家破国亡的三个典型事例,得出结论:“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领导有很现实的意义。
第三,强调守天下比打天下难的政治规律。典型事例是唐太宗与众大臣讨论创业与守成孰难的问题,魏征认为守成难。这其中有很强的辩证思想,与时俱进抓住了重点。这件事发生在贞观十年,据《贞观政要》,唐太宗问大臣们,帝王的功业,草创和守成,哪个更难?房玄龄说,创业难,魏征说守成难。唐太宗说,创业也难,守成也难。玄龄昔从我安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而且魏征认为打天下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的要求,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松,这才是最难的,很深刻啊。
第四,提出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的重要思想。贞观十一年魏征写下了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指出唐太宗“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的思想苗头。这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政权稳固,社会经济发展以后,唐太宗的封建帝王的固有毛病逐渐表露出来。贞观十三年.魏征上了著名的《谏太宗十渐不克终疏》,指出唐太宗在私德方面有可能导致不能善终的十个变化。在贞观十五年,魏征在与唐太宗再次讨论守天下难易时。对“善始慎终”的思想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岂不为难?”这些都为贞观之治局面能够持续较长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把君主的个人修养提升到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贞观政要》的第一篇就是“为君之道”。魏征告诉唐太宗,“未闻身治而国乱者”。可见领导者的个人修养从来就不是小事。魏征对君主既敢于规劝又善于规劝,这一点应该是创造了历史之最。有时候皇帝刚要放纵一下,还得问魏征来没来,如果来了赶紧停止。别人提意见一条两条就够大胆的了。而他一提就是十来条,没有点胆量能行吗?为什么魏征能够这么大胆呢?除了一种责任和对封建统治者的忠诚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魏征这个人确实很有智慧,他劝谏的角度都是从维护君主的统治出发,把君主的个人修养提升到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所以他的劝谏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正直而与皇帝对着干。
魏征说过一段这样的话:“臣以身许国,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负。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为忠臣。”太宗说:“忠良有异乎?”征说:“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也就是双赢),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也就是两输),独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太宗说:“君但莫讳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计。”这里边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我提意见完全是为了国家社稷,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甚至于也不是为了落个好名声;二是这样做有两种结果,要么君臣都好,要么君臣都坏,一个是“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也就是说好坏昭然若揭,你看着办吧;三是这样不同的结果出现,主要原因在君主。如果为臣的不说不提,那么主要责任在臣下,是“有所欺”;如果臣下提出了,主上不采纳,那主要原因则在主上,现在我魏征是把该说的都说了,就看你皇帝怎么办了。把球踢给了皇帝;四是又以非常诚恳的态度要求皇帝一定要让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为忠臣”。讲得多好啊。很有人情味。体现了一种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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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8-04-27
  孟子的治国之道实质上是封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理论
  (一)、政治统治的核心是“仁政”
  1、仁政是天下归心的唯一图径
  2、民本思想是施行王道的关键
  3、尊贤是加强统治集团力量的措施
  4、廉政是增强统治集团免疫力的良药
  5、“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是治国之本
  (二)经济发展才能使国家富强
  (三)文化教育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百年大计
  1、孝道是封建社会教育成果的光环
  2、忠诚是套在臣民颈上的枷锁
  3、“治人”是笼络读书人有效的途径
  4、正气是教化臣民愚忠的舆论工具
  5、礼节是让子民服从统治的美丽外衣
  6、善心教育是天下归心的思想基础
  (四)保护自然资源是物质财富持续供应的保证
  1、孟子环保意识的超前性
  2、孟子保护生态环境的可行办法
  (五)和平与发展应是社会的主旋律
魏徵以直言敢谏而闻名,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李世民问魏徵:“君主怎样能够明辨是非,怎样叫昏庸糊涂?”魏徵答:“广泛地听取意见就能明辨是非,偏信某个人就会昏庸糊涂。从前帝尧明晰地向下面民众了解情况,所以有苗作恶之事及时掌握。舜帝耳听四面,眼观八方,故共、鲧、欢兜都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赵高,在望夷宫被赵高所杀;梁武帝偏信朱异,在台城因受贿被下臣侮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死于扬州的彭城阁兵变。所以人君广泛听取意见,则宦官不敢蒙蔽,下面的情况得以反映上来。”[34]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
魏徵书法
首次出自《孟子·公孙丑上》。魏徵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李世民偃革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李世民即位初,曾与群臣谈及教化百姓之事。李世民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魏徵则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他举例说,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一样。他还批驳大臣封德彝的“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的说法,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他又进一步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
明德慎罚,惟刑之恤
明德慎罚,惟刑之恤是儒家思想,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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