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发挥缩小经济波动的认识，理论界认为自动稳定器的运行主要以税收和支出形式的漏出效应缩小了凯恩斯乘数。在凯恩斯模型中，乘数法则解释了为什么投资、政府支出或者消费支出可以最后诱发经济产生巨大波动的原因。在20 世纪50—60年代中，学术界不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讨，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被公众所接受，认为工资和价格的刚性为政府采取积极的逆周期操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微观基础。但是，伴随理性预期学派的发展，凯恩斯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对自动稳定器的效果存有质疑，同时还对经济学家如何衡量这种效果的能力有所质疑。其中Sargent和Wallace（1975，1976）指出，绝大多数凯恩斯模型的主动政策有效性实际上来自于模型中隐含的假定，即政府相对于私人部门拥有“信息优势”。如果政府对于经济波动并不比私人部门掌握更多的信息优势，那么政府采取的主动政策将无效。由此可以推断，在政府并不能明确判断自己在经济事件中是否拥有信息优势时，则应交由自动稳定机制发挥效用。Perry（2003）[2]以拉美地区、经合组织和东亚地区国家为样本检验证明，经济波动有1/3来源于外部的冲击，1/3来源于本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善，而另外的1/3则来源于宏观政策的波动，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波动，其中货币政策的波动效应随时间而削弱，而财政政策却不是如此。
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和90年代早期阶段，由于美国和欧盟国家都经历了庞大的财政赤字，从而又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兴趣。对财政政策的运行以及作为稳定机制的效用进行了很热烈的争论之后，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中，包括凯恩斯主义者和非凯恩斯主义者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自动稳定器减少了总需求的波动，从而引导经济向充分就业发展。
但是财政自动稳定器的效力发挥取决于很多因素，Bella（2002）指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部门的规模。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越大，公共余额对经济波动中的敏感性就越高；第二个影响自动稳定器效力的因素是该国经济的开放程度。经济越开放，自动稳定器的效力就越小；税收结构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稳定的效力依赖于不同税基对周期的敏感度。同时社会公共保障转移支出也对自动稳定器的效力发挥起决定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