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产成本提高，我国的中小出口企业，主要以价格为竞争手段，出口价格弹性低，降价空间小；
2、出口利润降低，出口企业遭受的出口收入转化为人民币的汇兑损失，使出口企业所获得的利润进一步减少，由于我国出口型中小企业主要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相对较少，主要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发挥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通过价格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出口利润率非常低；
3、经营风险增大，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汇率变化的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对出口型中小企业带来了较大的交易风险、会计风险和经济风险，直接影响了投资，使得经济放缓；
4、竞争压力加大，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的中小企业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为主，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力度较低，人民币升值导致企业成本大幅度提高，这些依靠低价竞争赢得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中小企业举步维艰，部分中小企业面临关门倒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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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出口限制的影响是降低进口的水平，从而提高这项产品在进口国家中的价格。当正常情况下低成本、但现在受到限制的外国供应者提高它们的出口价格以谋求出口限制产生的超额利润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价格上涨在正常情形下将会鼓励增加该产品的国内生产。 但是，即使出口限制是按进口品的自由贸易水平确定的，在一个寡头垄断的工业中，价格可能因为一项出口限制安排从根本上改变了受影响的工业的竞争性质而上涨。如果出口工业（或国家）管理出口限制，那么进行保护的国家里的生产者与出口国的生产者相比之下就成为“领头定价者”：如果出口限制安排得到执行的话，国内生产者提高任何价格，结果必然使进口替代品的价格适当上涨。在这些情况下，本国公司和外国公司的利润都会增加。当然，消费者将遭受损失。可以预期，如果国内产品的需求方面对本国产品价格的变化比对进口替代品价格的变化更敏感的话，出口国的生产者会乐于同意一项所建议的出口限制安排，特别是由于这样能够增加它们在进口国市场上的份额。因此，出口限制使国内生产者的利润增加而使他们得到了保护，但是并没有使国内生产得到保护。
工业部门的公司数目越多，产生这些结果的把握就越小。第一，公司数目众多就较难说服所有的国内公司发挥领头定价者的作用；一些公司可能宁愿通过价格竞争来增加市场份额。第二，如果并非所有外国公司都属于一项出口限制范围，这些外国公司也可能谋求增加市场份额。因此，工业部门的公司数目越多，就越有可能需要按减少进口的水平来确定出口限制，如果国内价格将会上涨，从而鼓励当地生产水平上升的话。但是，关于销售市场垄断的例子的确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不管工业部门的公司数目有多少，一项出口限制安排鼓励公司之间进行合谋，从而改变竞争的性质。这样使进口国和出口国里都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一项出口限制安排可能鼓励制止反垄断立法。
由于出口限制而引起的价格上涨的幅度可能会相当大。在最近发表的一项关于出口限制对日本汽车向美国出口产生的影响的研究报告中（《贸易限制的代价》，作者：查尔斯·柯林斯和斯蒂文·达纳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报告，1987年3月），估计1984年在美国出售一辆汽车的平均价格比如果没有出口限制将会出现的价格约高1，650美元，即17%。在这项估计的增加数字中，大约1，030美元反映质量有所提高。受到数量限制的出口者都情不自禁地要提高他们在受到限制的市场上的产品质量，以使他们出售的每个单位产品的利润达到最大限度。不受限制的外国供应者和国内生产者可能加以效法，如果他们的产品是得到改进的、受到出口限制的较接近于的替代品的产品的话。在上述研究报告中，在1984年，对每辆汽车价格的纯影响约为620美元；这样使美国消费者总共多花66亿美元。
出口限制
出口限制会在好多方面扭曲贸易和生产。第一，在进口国家中，不受出口限制安排限制的产品价格可能超出世界价格；事实上后者可能不跌，特别是如果进口国的市场很大，而且出口限制安排得到充分实施的话。在这些情况下，不受限制的供应者可能把出口品转向受到保护的市场，从而使贸易格局遭扭曲。在1977年日本和美国达成关于彩色电视机有计划地销售的安排的时候，日本在美国的这种电视机的进口份额中约占90%。两年以后，日本的份额下降到大约50%，而南朝鲜和中国台湾省的份额有很大的增加。结果是对南朝鲜和台湾也作出有计划地销售的安排。
第二，可能使进口国家和其他国家里的新公司都得到鼓励进入那个受影响的工业部门，进行那种在自由贸易的进口水平下可能效益不高的投资。第三，在出口国家里原有的受出口限制安排影响的公司可能设法通过第三国进行出口以避开这些限制。最后，外国供应者可能乘机向进口市场开始出口与受出口限制安排保护的产品相似的替代品，或者增加这种替代品的出口。
如果出口限制安排的范围很广，包括一种产品来自所有来源的进口，那么出口限制制度就类似进口定额。但是，二者的过程是不同的。一项定额在正常情况下应用于全球范围；它不加区别，通常分配的方法是，或者根据“先来者先得到满足”的原则，或者根据以前的进口份额格局分配定额的份额。出口限制安排则是由双边谈妥的，在正常情况下是与一个或少数几个供应者谈妥的。因此这些安排是带有歧视性的，出口量视谈判实力而定。这些安排可能扭曲贸易格局，有利于输往进口国家的属于出口限制范围的产品而不利于效率较高的出口者，这些安排还可能对第三国的生产者发出结果也许是错误的投资信号。因此，出口限制安排与一项在全球应用的、减少同等进口量的定额比较之下，使效率方面受到的损失更大。
如上所述，出口限制能够而且已经从一个国家扩大到其他国家，从一种产品扩大到其他产品。在这方面，它们的示范效应是很重要的。此外，上面已经指出，一项出口限制安排往往会降低这种产品的国际价格，增加在第三国内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可能靠产品的进口得到满足。如果受到出口限制安排限制的出口者能够利用它们从受到保护的市场上得到的额外利润，去盈得不受保护的国家中的市场份额，这种影响可能更大。这些因素可能有助于促使第三国——特别是那些制造同一产品的第三国——也去谈判出口限制安排。最终，如纺织品和成衣以及钢铁的情况那样，一个出口限制网络能够有效地产生一个全球垄断性市场份额分配安排。
出口限制安排往往会使外国生产者获得额外利润，这种额外利润达到很大的数额。据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估计，根据多种纤维协定的双边出口限制安排，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国家每年向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纺织品和成衣出口者转移的金额至少达20亿美元。在上述关于日本向美国的汽车出口的出口限制安排的研究报告中，预计日本出口者在1984年仅就纯价格影响一项“挣得”额外利润10亿美元；向外国供应者转移的总金额为16．7亿美元，这表明不受出口限制安排限制的第三国出口者可能从这种安排中获得好处。M·科斯特基采用一种关税等量的方法估算出口限制，在1984年全世界由于出口限制安排而造成的额外利润转移可能高达270亿美元。贸易政策制订者们并未觉察到上面谈论的影响，特别是在分配资金的效率方面受到的损失。这就是为什么所谈判的出口限制安排一般期限较短的一个原因。尽管如此，出口限制安排能够成为一种有诱惑力的保护形式。一旦这种安排建立后，既得利益集团可能会竭力设法阻挠取消这种安排。
出口限制是否起作用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一项出口限制安排是否实现了它要达到的使受保护的部门中就业得到保障和调整得到促进的目的，如果实现了这个目的，为此花了多大代价。这些目标彼此之间可能并不一致。为恢复竞争能力而进行的现代化往往需要转向一种资本密集度较高的生产方式。同样的，如果一项出口限制安排意味着一种要保持就业机会的政治约束力，那么工业进行的调整可能要推迟。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是会发生的，因为出口限制同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一样，它减少竞争压力，并且使企业较为容易地用过时的和低效率的技术继续进行生产。那么工业部门就会留用低质量的工作人员，撤换那些能够对增加实际收入作出较大贡献的、技术可能较高的雇员。
较为普遍的情况是，出口限制安排能够提高国内利润，从而能够提供用于调整的资金。在美国汽车工业中，以及在欧洲共同体和美国的纺织品和钢铁工业的某些部分，看来的确发生了这种情况。但是，在这些部门里，出口限制安排的保护也使出口者得到提高它们产品质量的机会。因此，国内工业恰恰是在那些它们本来可能拥有比较优势的领域里面临加剧了的竞争。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最近发表的一项报告表明，出口限制安排并没有阻碍进行保护的国家里纺织品、成衣和钢铁工业中就业机会的减少。在1973—1984年这个时期里，欧洲共同体和美国的钢铁部门就业人数分别下降42%和54%；在欧洲共同体的纺织品和成衣部门里，分别下降46%和43%，美国则分别下降22%和18%。现代化、生产率提高以及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是支配这些部门中就业局面的主要因素，美国汽车工业在80年代初期就业人数减少大约250，000人也是由于这些因素。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保护性措施，这些部门中的就业人数本来可能进一步减少。例如，据一项估计，在1981—1984年，由于日本汽车对美国的出口实施出口限制，美国汽车工业保全了40，000—75，000人的就业机会。同样，有人计算，如果保护瑞典成衣工业的出口限制安排放宽50%，瑞典成衣工业就业人数将减少大约6%。
靠出口限制安排来保持就业机会的做法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对1984年的估计表明，根据有关纺织品和成衣的出口限制安排，美国消费者因价格上涨每年为保护每个就业机会所付的代价分别为50，000美元和39，000美元，而纺织品和成衣工业的每年每人平均工资分别为13，400美元和10，500美元。据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计算，根据有关日本彩色电视机对美国出口的有计划销售的安排而保住的每个就业机会每年需付出大约60，000美元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