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1842-1922），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居易、杞忧生，广东省香山县 (今中山市)人。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回顾郑观应的一生，他生于乱世，积极投身时代浪潮，为发展工商业奔走。同时他也是一名思想家，一部《盛世危言》让他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先导。他的言与行都曾影响后世，无论后世的人有没有意识到。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思想
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认真检讨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以为中国要赶上西方，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变革，而不是点点滴滴改良，不是漏屋修补，不是弥缝补漏，而是重构，是中国社会全面改造，必须触及中国的政治、司法、教育、经济、言论自由等各个方面，必须建构一个能够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组织，必须政治公开化，朝野互动，方能使政治措施日臻完善。
在经济上，郑观应《盛世危言》并不讳言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政治期待，以为一个健康的近代工业、商业无法由政府包办。自由贸易、商战都是资本、商业本身的较量，政府应该从重商主义立场给予保护、支持，但绝对不可以取而代之。
《盛世危言》的作者是郑观应。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创作的论文集，写于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全书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当时是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
中法战争时，郑观应曾往暹罗，西贡，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情况，逐一绘图贴说。光绪十一年初，途经香港，郑观应被太古轮船公司遭拘禁，经年始得解脱。之后郑观应隐居澳门近六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
影响：
除清朝社会外，著作对其后的社会亦产生广泛影响。《盛世危言》的出版，其中对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具承先启后的作用，亦为1898年开始的百日维新奠下重要根基。《盛世危言》所提出的革新观念和“以商立国”的商战理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及商业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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