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个回答 2015-08-02
尽管“9·11”事件已经过去十多年之久，本本拉登也已被击毙，但恐怖主义威胁依然严重，全球反恐任务依旧任重道远。金融危机爆发后，失业危及凸显，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加剧了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这使恐怖主义活动呈现出新的动向，人们对其产生的根源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恐怖主义活动的新动向
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类型的恐怖事件增多。从近年来的活跃程度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危害程度看，这两类恐怖主义活动肆虐尤为严重。前者以“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为代表，后者的代表如科西嘉分离组织、东突恐怖组织等。宗教极端恐怖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逐渐上升为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类型。9·11事件以来，宗教极端恐怖主义更是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头号杀手。近年来，中东和南亚地区的恐怖活动站全球恐怖活动的 75%左右，其中绝大部分都与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有关。
意识形态型恐怖主义势力呈上升趋势。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各国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移民冲突等问题出现，右翼和左翼都对现状产生不满，意识形态恐怖主义呈上升趋势。2010年，印度有1174人死于极左恐怖活动，占当年印度恐怖活动死亡人数的62.1%，创历史新高。欧洲的西班牙、希腊、意大利三国2009年发生了40起左右的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暴力活动，比2008年上升了43%，是2007年的两倍。2011年7月22日，挪威发生一起枪击案，一个名叫安德斯粸贝林?布雷维克的极右翼分子伪装成警察向青年营地内的集会者肆意开枪射击，造成93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事后表明，这是布雷维克长期精心准备，蓄意策划而实施的，意在驱逐欧洲的穆斯林，实现欧洲独立。
恐怖主义袭击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传统恐怖主义活动是“要更多的人看，而不是要更多的人死”，通过威慑作用达到其目的。现在恐怖活动是“既要更多的人死，也要更多的人看”，政府官员、宗教人士，甚至游客、普通民众都不能幸免于难。随着恐怖袭击多样化，个人极端事件频发，这种趋势愈演愈烈。2012年12月14日，美国康涅狄格州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造成28人死亡，其中包括20名小学生。2013年4月15日，在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比赛过程中，有两枚炸弹分别于终点线附近观众区及一家体育用品店先后引爆，共造成 3人死亡，183人受伤。
恐怖主义袭击手段高科技化。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恐怖组织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传播恐怖活动信息，利用电脑“黑客”闯入储存绝密信息的网址进行破坏活动。同时，恐怖分子抓住现代信息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渗透性的特点，利用现代媒体，散布恐怖信息，制造恐怖氛围，进行恐吓和威胁。面对此种情况，一方面，恐怖信息谣言四起，扰乱民心，干扰政府正常运转；另一方面，政府不发布恐怖警告，又担心万一发生恐怖袭击无法向民众交代。
恐怖主义产生根源的再认识
经济分化。这包括国内经济因素和国际经济因素两方面。从国内经济因素讲，主要与本国的贫困问题、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有关。金融危机以来，失业率的不断攀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造成极左和极右势力的不满。挪威枪击案的发生，除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原因外，还与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造成本土居民安全感下降有关。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国内存在这些经济问题，就可能遭受不同程度的恐怖主义危害。
国际经济因素主要指持续扩大的南北差距问题。南北差距表现在多方面，主要是经济差距。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影响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将使国际社会动荡不安，恐怖主义逐渐泛滥。究其原因，主要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性。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这一缺陷。在金融危机面前，欧美发达国家自顾不暇，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也急剧衰退，失业大军激增。这些失业大军有的成为难民、移民迁入欧美，成为欧美恐怖势力的一大来源；有的就地变为恐怖分子，比如索马里海盗。2008年以来索马里海盗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失业大军加入海盗组织，力量壮大加上经济持续恶化使海盗日渐猖獗。
宗教信仰。宗教既是人们的一种信仰，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纽带，在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文明传承繁荣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不同宗教信徒极易把社会冲突上升到永恒真理上，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文明代表真善美，而对方则代表邪恶。由此导致宗教徒们为维护信仰和教义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去消灭“异教徒”，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尤为突出。亨廷顿对此做了解释：“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一唯一的真正信仰。”
民族标识。强化民族标识，就是把一定的地域、权利、宗教、政策等作为某一个民族固有的资源，把民族问题政治化。这往往是产生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源头。因为，随着民族标识的强化，会不断强化民族差异和民族意识，把造成与其他民族的不平等。社会个体之间的矛盾往往容易归于民族矛盾。国家一旦发生动荡，就会产生分裂活动和恐怖主义。现代国家通常要淡化民族标识，要求各民族、各宗教走融合式道路——通过国籍法、移民法等法律和公共政策，着力构建一个不分来源、不分族群、不分宗教的统一的国民，不以种族身份为由在政治任命、选举、教育、工作机会、地域居住、历史文化等方面给任何人以优待或者歧视。强调的是国民身份的建构、统一与平等，避免把国民的财富、地位、权力、名誉、职业、教育等个人差距与族群身份、族群集体、族群区域联系起来。这样，既可以保障国家的统一，又有利于激发国民个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促进国家繁荣，同时也有利于防止个体之间的矛盾演化为族群矛盾和冲突。
社会积怨。社会积怨，产生的根源是社会矛盾没有及时得到疏导和化解。社会积怨会随着时间不断积累沉淀，转化为现实仇恨，从而制造出恐怖主义事件。例如，车臣人和俄罗斯人历史积怨由来已久。18世纪初，沙俄开始向高加索地区扩张。沙俄经过多年血腥战争，从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夺得车臣。19世纪中期，俄罗斯为消灭和赶走包括车臣人在内的山民，兼并北高加索。沙俄政府一方面大量地驱逐当地土著居民，一方面向该地区移民，使车臣和北高加索其他各民族很快成为少数民族。车臣人与俄罗斯人因此结下深仇大恨。进入本世纪以来，车臣分裂武装分子先后制造了“莫斯科人质事件”“莫斯科图什诺机场音乐会爆炸案”“莫斯科地铁爆炸案”“卡德罗夫总统被炸案”等一系列恶性恐怖事件。这些恐怖主义事件又加重了车臣与俄罗斯的社会积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