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有23位科学家，分别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
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上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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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的新疆罗布泊地区升腾起了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这一消息，我们的广播还没有播。毛主席、周总理集体打电话来，让再核实再查，以确定是不是核爆炸，因为这个消息实在是太重大了。
后来把降落伞收回来的那些尘埃进行仔细分析辨认，经过几个小时，最终确认是核爆炸。”科技史专家葛能全曾多年担任钱三强专职秘书，现在已经76岁。谈起当年的原子弹爆炸，葛能全依然很激动。
1945年，美国的原子弹促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国人开始意识到原子弹的威力，并希望借助原子弹而强国，但都没有成功。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又一直受到美国的核威胁。因此，研发自己的原子弹又被提上了日程。
疾风识劲草。在国家遭遇严重困难的时刻，中国科学院站到了最前面，并抽调全院二十几个研究所的精锐力量，承担原子能的攻关任务，仅1961年，有关所承担的任务达83项，共计222个研究课题。
“许多最尖端、最关键的任务是科学院参与攻关的。”葛能全说。
铀扩散分离膜在当时被称为原子弹当中最绝密、最关键的一个技术设备。为了破解这一难题，钱三强以及时任科学院副院长裴丽生亲自到上海组织联合攻关的研究室，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交给工厂几千只扩散分离膜。
“当时的研究环境艰苦，很多人得了浮肿病，肝功能也不正常。”葛能全说。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主要的工作就转入氢弹的突破。毛泽东主席也作出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我国用了2年零8个月，美国人为7年零4个月，苏联也用了4年。
“这个速度让世界震惊。”葛能全说，之所以这么快，在于钱三强等人的一步妙棋。
1961年初在组织原子弹攻关时，钱三强就布置黄祖洽、于敏、何祚庥等开展氢弹理论预研工作，共写出69篇研究报告，对氢弹的各种物理过程和氢弹的作用原理及可能结构，进行了多方面深入探讨。因而大大缩短了时间，创造了全世界惊诧的最快速度。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由此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
毋庸置疑， “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就了一支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协作的科技队伍，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奋发图强的信心和力量。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
“这些功勋卓越的科学家，半数以上来自中国科学院。”葛能全说，输送人才是中国科学院作出的关键性贡献之一。“好多年过半百的科学家，饿着肚子来搞科学研究，来攻关，为的是早日实现我们原子弹强国梦。”
由建院初时的近代物理所发展起来的原子能所，甚至被称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老母鸡”，从这里派生出的研究技术机构，仅原二机部系统就有14个之多。
而自1959年至1965年7月，原子能所向原子能战线输送科技人员914人，其中正副研究员和正副总工程师28人、助理研究员和工程师147人、研究实习员和技术员712人，同时为原二机部所属机构培训工程技术人员1706名。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两弹一星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