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羊史记 . 看新鲜的 历史
撰文：梦貘貘
《山海经·北山经》说，发鸠山上有一种禽鸟，外形看上去像一般的乌鸦，但是仔细分辨，就会发现它的脑袋是杂色的，嘴巴是白色的，脚爪是红色的。因为它的鸣叫声听上去好像在呼唤“精卫”，所以人们就以这两个字来称呼它。
精卫原来是炎帝的小女儿，名叫“女娃”。那一年，女娃到东海边游玩，不小心淹死在海里。虽然她的身体没有返回岸边，她的灵魂却凝聚成一只精卫鸟，每天不停地衔着树枝和小石子，发誓要把东海填平。
大概从原始 社会 开始，我们的祖先就相信，即使我们的个体死亡了，躯体已经消失，灵魂也是不灭的。祖先为了让这些游魂安定下来，于是用坟墓来幽闭它们。
可是，总有些灵魂强大到能够冲破阻碍，从而为祸人间。据说孔子当年都感叹过：“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精气交合则万物产生，灵魂游离而变化不定。引自《易·系辞》）
为了趋利避害，我们的祖先便造出了庙，将逝者供入庙中，定期献上三牲，祈求先辈为自己消灾降福。
宗周时期，从天子到士族各个阶层都设有祖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庶人无庙。
#01 .
《诗经·甘棠》曰：“蔽芾（fèi）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bá）。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棠梨树郁郁葱葱，不用修剪不用砍伐，这里曾经是召伯居住的草舍。棠梨树郁郁葱葱，不用修整不用毁坏，这里曾经是召伯休息的处所。棠梨树郁郁葱葱，不用剪切不用折断，这里曾经是召伯停歇的位置。）
《甘棠》是一首赞美召公的诗篇，诗中提及的“召伯”指的是召公奭（shì）。 《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
后世的学者有感于召公的德政，因此将地方百姓为官员建立祠堂的纪念行为称为“寄（致）甘棠之思”。
清代学者赵翼撰《陔余丛考·生祠》考据：“官吏有遗爱，既没而民为之立祠者，盖自文翁、朱邑始。”文翁和朱邑两位官员去世之后，当地的民众自发地为他们立祠，这些都记录在相关的史册中。
《汉书·循吏传》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朱邑字仲卿，……邑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果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
除了文翁、朱邑之外，东汉初年的零陵太守周嘉、洛阳令王涣、桂阳太守许荆都因为在地方上治理有方而受到民众的爱戴，“皆死后立祠者也”。
#02 .
有意思的是，本是源于祖先崇拜的立庙祭祀活动，在后期竟发展成为活人立庙，这是所谓的立“生祠”。 “生祠”就是民众感念地方官员的功德，于是在其活着的时候建立祠庙。
《庄子·杂篇·庚桑楚》载，老聃有个叫庚桑楚的徒弟，住在鲁国的畏垒山上，在他治理当地的三年间，粮食获得了丰收，畏垒山的乡民们打算为他设立一个神位来祝颂他的美德。赵翼认为这便是“生祠”的萌芽。
《史记·万石君传》中介绍，汉武帝时期，石庆在担任齐相时，齐国本地人为他建了一座“石相祠”。 赵翼认为石相祠是“生祠”的滥觞，我国当代著名的 历史 学家朱维铮教授则认为，公元前三世纪末，流氓出身的汉高祖刘邦立黑帝祠，便已经开启了活人像死者一样立祠受祭的先例。（《三百六十年前的“造神”戏》）
《史记·封禅书》云：“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腿上长有七十二颗黑痣的汉高祖刘邦，相传是其母蛟龙缠身而生，多年来，他也一直想给自己找个合适的“帝设”。 跟着他进入咸阳的人除了白、青、黄、赤帝之外，不清楚还有一帝是谁，刘邦琢磨了一番，趁机说道：“我知道了，原来是等着我来凑成五帝。”须臾功夫，他就给自己封了神、立了祠。
《新唐书·狄仁杰传》记载，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狄仁杰受来俊臣构陷，被贬为彭泽令，当地人为他建了生祠。后来他迁往魏州任刺史，魏州百姓又为他立了生祠。按《资治通鉴》载，狄仁杰的儿子狄景晖担任魏州司功参军，因为贪婪残暴，为害一方，于是当地的老百姓捣毁了狄仁杰的祠堂。
#03 .
狄梁公活着的时候拥有两座生祠，已经是个风光霁月般的人物了，可是到了明朝末期，全国各地为一个人竟为了一个人筹建了几十座生祠。 这位被人顶礼膜拜到如此地步的人物就是当时阉党的首领——魏忠贤。
魏忠贤，河北沧州肃宁县人，“少无赖，与群恶少博，少胜，为所苦，恚而自宫”。他改名为李进忠，进宫当了一名太监。
其实，这种说法有待商榷，与魏忠贤同时期的太监刘若愚撰写的明宫廷杂史《酌中志》中记载，“魏忠贤原名李进忠，直棣宁肃县亡赖子也。父魏志敏，母刘氏，妻冯氏，生女魏氏嫁杨六奇者是也。贤无子，家贫自宫，妻改适他方，人不存。”
明朝末期，许多生活无着的贫苦人家，在走投无路的状况下常常把自家的儿子或者自己阉割了，以便能够进宫混个温饱。 据刘若愚介绍，当时由于私自阉割的人员大大超出了宫廷的实际需要，许多落选的阉人（俗称“无名白”）只好到京城附设了沐浴堂子的寺院里以为太监们搓澡维生。
魏忠贤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入宫，此时的他已经21岁了，是个文盲，因年龄过大也没有机会进入内书堂学习，所以“人多以傻子称之”。有一次，他得罪了四川税监邱乘云，被其锁在空房中，绝食三天，差点活活饿死。
后来，太子宫中的王才人缺少一个管理伙食的宫人，魏忠贤在朋友的帮助下领了这个职务。 王才人刚生下一位皇子，魏忠贤便兼职照顾婴儿，而这个婴儿就是后来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这成了他此生转运的契机。
公元1620年9月，朱由校即位为帝。当年年底，已经52岁的魏忠贤升任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由此踏入内廷高层的行列。
所谓“秉笔太监”，就是代替皇帝批阅文件，并负责在奏章上批红答复，这项工作需要太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大字不识的魏忠贤算是个异数吧。
#04 .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闰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首先上奏朝廷请求在西湖边给魏忠贤建立一座生祠，称其“心勤体国，念切恤民”，当地的百姓“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
熹宗朱由校欣然应诺，并亲自赐名“普德”祠。 随着潘汝祯的倡议，各地的官僚匆忙跟进，一时之间，为魏忠贤建立的生祠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遍地开花。据专家统计，短短一年的时间，魏忠贤的生祠数量就有70座（一说有92座）之多。
《明史·阉党传》对此进行了细致的描述：1626年十月，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在南京建先造祠庙。
第二年正月同时落成的生祠就有三座，分别为宣大总督张朴、宣府巡抚秦士文、宣大巡按张素养在宣府和大同建成的两座以及应天巡抚毛一鹭、巡按王珙在虎丘建立的一座。
二月份，阎鸣泰与顺天巡抚刘诏、巡按倪文焕在景忠山开建生祠。同期开建的还有宣大总督张朴、大同巡抚王点、巡按张素养在大同的第二座生祠。
三月份，阎鸣泰又与刘诏、倪文焕以及巡按御史梁梦环等四人分别在西协密云丫髻山、昌平和通州督工建造三座新的生祠。同月，太仆寺卿何宗圣在房山建祠庙。
四月份，由阎鸣泰牵头，巡抚袁崇焕筹划在宁前建祠庙。同时，宣大总督张朴、山西巡抚曹尔祯、巡按刘弘光于五台山上建祠庙……
据称，每一座生祠的建造费用，多的几十万，少的也有数万两。为此官员们除了侵吞国家财政收入之外，还将脏手伸向了民众的腰包。
生祠建造需要大量用地，因此树林被人乱砍乱伐。开封府为了建造生祠，一下子就毁掉了民房二千多间。
北京城里城外，数十里的距离间就建成了多座祠庙，密集得可以相互望见。有一座建在内城东街的生祠，甚至占用了皇帝的专用御道。
右副都御史朱童蒙在延绥建造的生祠，屋顶超规格选用了皇家才允许使用的琉璃瓦。 这座生祠还在建造时，朱童蒙突遇母丧，但是他忍着悲痛坚持日夜守在工地上，连服丧的事情都撇在了一边。
蓟州有一座生祠，里面供奉的神像不仅镀上了金而且戴上了皇帝专用的冕旒。
比这些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天启七年四月，有一位国子监生员名叫陆万龄，他竟然上疏提议：在国子监的西侧建立一座魏忠贤的生祠，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父配祀孔子之父。
就在魏忠贤集团沉浸在造神运动时，天启七年的八月，熹宗朱由校突然驾崩，信王朱由检成为新一代的天子。
不久，国子监司业朱三俊弹劾监生员陆万龄、曹代请求建生祠的建议纯粹是信口雌黄。崇祯帝对此马上作出了批复：“下陆、曹于狱”。
魏忠贤似乎嗅到了危险，他正在惶恐间，不料江西某位政治敏感度为零的官员，又送上了一份请旨报告，恳请朝廷允许自己在当地兴建一座“隆德祠”以歌颂魏忠贤的功勋。 魏忠贤当天就进呈了一道言语恳切的奏章，提出将建造生祠的钱解送到辽东充为军饷。崇祯同意了。
虽然他的头低下了，但是崇祯皇帝并不打算放过他。十一月初一日，崇祯下诏：“魏忠贤押发凤阳看守皇陵”， 从帝国最顶级的宦官首领降到最末等的司香，魏忠贤的内心无法承受这个落差，于是在发配的路上自杀身亡。
在他的身后，那些熠熠生辉的祠庙都被定性为“逆祠”，一座座被人拆毁变卖。声势浩大的一场造神的闹剧，终是以最不堪的方式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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