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相对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而言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斯大林确定了战后苏联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这一要求通过1945年2月8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与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1882～1945）会晤以及雅尔塔协定得到了美国方面的保证。为了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美国和苏联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红军已经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蒋介石终于被迫同意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成熟起来的党的第一代坚强领导核心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解放区人民和“国统区”农民兄弟的衷心拥护下，冲破雅尔塔体系，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的有识之士又坚决抵制美苏“划江而治”的外交干涉和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分裂弱化中华民族、在经济外交军事内政上继续保留在华特殊权益的图谋。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亚洲和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借助中国在亚洲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遏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和颠覆新中国的企图。在这一点上，中苏双方的需求是共同的，相互的。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了军事上的最后胜利，但是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经济状况，新中国领导人心急如焚。中国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在一个新生国家进行建设和管理方面，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而且，中国与西方国家正处于对立状态，得到苏联的援助是中国惟一的指望。
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毛泽东认为，如果新中国对旧条约的处理能首先从中苏条约开始，则“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新中国成立以后，解决中苏之间的同盟条约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开展外交活动和形成外交决策的当务之急。因此，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首要考虑的就是直接与斯大林进行会谈，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