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2-16
中国“重儒”的现象源远流长,大抵与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有关。在汉前的百家争鸣时代,儒家学派只不过是各学派中的一派,连儒家的嫡系传人孟轲都自称儒与墨、法为当时学术的三大派,法家的韩非子也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评论学术思想的“六家要旨”中,儒家也只是序列于阴阳家之后的六家之一而已。 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家的地位从官到私都渐趋于“独尊”。于是“儒”字便被用来作为褒词:读书人称为儒士,有文化的将军称为儒将,读过《本草》、《伤寒论》之类的医生称为儒医,一辈子只会读圣贤书的人称为纯儒,学问渊博、处事通达的读书人称为通儒,行为素质好的人称为雅儒……“儒”成为了美妙无比的字眼,甚至由于“逐什一之利”而被贬为四民之末的商人,只要有点文化,行为端正,也总是喜欢自我标榜或被人加冠为“儒商”。 “儒商”的最早代表人物应该是子贡。《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说子贡从学于孔子,是儒家弟子,做了一段时间的官职后,就到山东地区做起了囤积居奇的生意,成了七十二弟子中的“大款”,无疑是地地道道的儒商了。与他同时代的计然、范蠡和白圭等也都被司马迁纳入《货殖列传》中。白圭甚至被定为治生之主,即儒商之祖。从此,古代社会形成了一套“学——仕——商”的完整公式。 历代的儒商大体都是循着这样一条轨道进行活动。儒商一般经营“正统商业”,即传统意义上的货物买卖。但清初曾出现过一位扩大经营范围到游乐业的儒商李渔,后有研究者从李渔的卖文笔耕、出版经营和家班献艺三方面来为李渔定儒商之位,评价李渔:“是位文士,确已不复是纯粹的传统文士,因为他一生与商贾结缘;李渔从事各种经营活动,但又绝不类同于普通商贾,因为他毕竟有文士的底色。儒而商者是他的文化定位,也是他奇异独特之所在。” 李渔确是很典型的儒商代表。清代这类例子较多,有的甚至经营为人看不起的丧葬生意以牟利,如诗人褚庭璋,曾官湖南学政,告归后就“以宦囊开凶肆,以其利溥,人争笑之而先生不顾也”。有的因为没有达到“学而优则仕”的地步,就下海经商,如松江人董子玉是官宦子弟,因“读书不达”,就到福建广东一带经商,很是顺手,赚了大钱,所谓“贩丝丝贵,贩米米昂,不五六年,奇赢十倍”。 因为有大批儒商的出现,商的地位就有了显著的变化。于是原本是阀阅世家、书香门第的“儒”,也颇与“逐什一之利”的商缔交、联姻、欢宴、迎送,形成一股儒与商合为一体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很强,但负效应也很大。清初的屈大均称他们为“官贾”,即“官商”。这些“官贾”的经商行为与一般商人已经大相径庭,利用权力使自己牟取暴利,“其利尝获数倍”。 也有一种相反的情况,即经商致富后而谋得“儒”的身份,古代表现的形式一般是由商入仕,即花钱买个功名或者直接“捐”个官职。以清朝为例,雍正四年山西巨商王廷扬就以捐纳军费换取官阶。乾隆时扬州大药商陈见山开设扬州第一家大药店——青芝堂发家,捐了个同知衔,自以为已入缙绅先生之列,非常得意,常常穿着天青褂五品补服出入于喜庆宴会。某次宴会上,有一刻薄少年冲着陈见山那身五品补服,向另一少年出一上联说:“五品天青褂”,另一少年即对曰:“六味地黄丸”,以嘲笑陈见山的“儒商”身份。中国历史上由商而儒者不乏其人,清代杭州庆余堂药店的胡雪岩更是一时炙手可热的“红顶商人”,应算是儒商的极致。 近几十年,由于值得投身的私营商业几近消亡,“儒商”也就很少被人提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到了80年代,“下海”之风兴起,若干可以归为“儒”的人,如学者、文人等纷纷投身经商,而媒介重又有了“儒商”的概念炒作,于是商海翻腾,“儒商”之名再度叫响,逐渐流传并成为了另一种美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