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2-16
中国“重儒”的现象源远流长，大抵与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有关。在汉前的百家争鸣时代，儒家学派只不过是各学派中的一派，连儒家的嫡系传人孟轲都自称儒与墨、法为当时学术的三大派，法家的韩非子也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评论学术思想的“六家要旨”中，儒家也只是序列于阴阳家之后的六家之一而已。 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家的地位从官到私都渐趋于“独尊”。于是“儒”字便被用来作为褒词：读书人称为儒士，有文化的将军称为儒将，读过《本草》、《伤寒论》之类的医生称为儒医，一辈子只会读圣贤书的人称为纯儒，学问渊博、处事通达的读书人称为通儒，行为素质好的人称为雅儒……“儒”成为了美妙无比的字眼，甚至由于“逐什一之利”而被贬为四民之末的商人，只要有点文化，行为端正，也总是喜欢自我标榜或被人加冠为“儒商”。 “儒商”的最早代表人物应该是子贡。《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说子贡从学于孔子，是儒家弟子，做了一段时间的官职后，就到山东地区做起了囤积居奇的生意，成了七十二弟子中的“大款”，无疑是地地道道的儒商了。与他同时代的计然、范蠡和白圭等也都被司马迁纳入《货殖列传》中。白圭甚至被定为治生之主，即儒商之祖。从此，古代社会形成了一套“学——仕——商”的完整公式。 历代的儒商大体都是循着这样一条轨道进行活动。儒商一般经营“正统商业”，即传统意义上的货物买卖。但清初曾出现过一位扩大经营范围到游乐业的儒商李渔，后有研究者从李渔的卖文笔耕、出版经营和家班献艺三方面来为李渔定儒商之位，评价李渔：“是位文士，确已不复是纯粹的传统文士，因为他一生与商贾结缘；李渔从事各种经营活动，但又绝不类同于普通商贾，因为他毕竟有文士的底色。儒而商者是他的文化定位，也是他奇异独特之所在。” 李渔确是很典型的儒商代表。清代这类例子较多，有的甚至经营为人看不起的丧葬生意以牟利，如诗人褚庭璋，曾官湖南学政，告归后就“以宦囊开凶肆，以其利溥，人争笑之而先生不顾也”。有的因为没有达到“学而优则仕”的地步，就下海经商，如松江人董子玉是官宦子弟，因“读书不达”，就到福建广东一带经商，很是顺手，赚了大钱，所谓“贩丝丝贵，贩米米昂，不五六年，奇赢十倍”。 因为有大批儒商的出现，商的地位就有了显著的变化。于是原本是阀阅世家、书香门第的“儒”，也颇与“逐什一之利”的商缔交、联姻、欢宴、迎送，形成一股儒与商合为一体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很强，但负效应也很大。清初的屈大均称他们为“官贾”，即“官商”。这些“官贾”的经商行为与一般商人已经大相径庭，利用权力使自己牟取暴利，“其利尝获数倍”。 也有一种相反的情况，即经商致富后而谋得“儒”的身份，古代表现的形式一般是由商入仕，即花钱买个功名或者直接“捐”个官职。以清朝为例，雍正四年山西巨商王廷扬就以捐纳军费换取官阶。乾隆时扬州大药商陈见山开设扬州第一家大药店——青芝堂发家，捐了个同知衔，自以为已入缙绅先生之列，非常得意，常常穿着天青褂五品补服出入于喜庆宴会。某次宴会上，有一刻薄少年冲着陈见山那身五品补服，向另一少年出一上联说：“五品天青褂”，另一少年即对曰：“六味地黄丸”，以嘲笑陈见山的“儒商”身份。中国历史上由商而儒者不乏其人，清代杭州庆余堂药店的胡雪岩更是一时炙手可热的“红顶商人”，应算是儒商的极致。 近几十年，由于值得投身的私营商业几近消亡，“儒商”也就很少被人提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到了80年代，“下海”之风兴起，若干可以归为“儒”的人，如学者、文人等纷纷投身经商，而媒介重又有了“儒商”的概念炒作，于是商海翻腾，“儒商”之名再度叫响，逐渐流传并成为了另一种美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