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2-10-11
强渡大渡河
光荣的使命
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工农红军渡过金沙江，经会理、德昌、泸沽，来到冕宁。我们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担负了光荣的先遣任务。军委为了加强领导，充实力量，特派刘伯承、聂荣臻两同志分别担任先遣司令和政委，并把军团的工兵连、炮兵连配属一团指挥。当时，我在一团当团长。
这天，上级把强渡大渡河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一团。部队立刻从离大渡河一百六十多里路的一个庄子里，冒雨出发了。
大渡河是长江的一道支流，据传是当年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现在，我们的处境也很险恶：后有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数十万大军追赶，前有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的“精悍部队”扼守着大镀河所有渡口。蒋介石猖狂地吹牛说：后有金沙江，前有大渡河，几十万大军左右堵击，共军有翅也难飞过。他还梦想，要让我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经过一天一夜冒雨行军，部队在一个山坡上停下来。这里离安顺场只十多里路，大渡河哗哗的水声都可以听到。一百四十多里路的急行军真够疲劳的了，战士们一停下来倒头就睡着了。这时已是夜间十点多钟，我急忙找来几个老乡了解情况。
老乡介绍的情况和我们侦察的基本一致。前面的安顺场，是个近百户人家的小市镇。敌人为了防我渡河，经常有两个连在这里防守。所有的船只都己抢走、毁坏，只留一只船供他们过往使用。安顺场对岸驻有敌人一个团(团的主力在渡口下游十五里处)，上游的沪定城驻有三个“骨干团”，下游是杨森的两个团，要渡过大渡河，必须首先强占安顺场，夺取船只。
情况刚了解清楚，指挥部便来了命令：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过河。刘伯承司令和聂荣臻政委特别指示我们说：“这次渡河，关乎着数万红军的生命！—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
“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的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突不破的天险。我们一定要在大渡河上，为中国革命史写下光辉的一页。”看完命令，团政委黎林同志坚决地表示。
胜利的前奏
战士们从梦中被叫醒，冒着毛毛细雨，摸黑继续前进了。
根据分工，黎政委带领二营至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以便吸引那个团的主力；我带一营先夺取安顺场，然后强渡；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
天漆黑，雨下个不停，部队踏着泥泞的小路前进。大约走了十多里，便靠近安顺场了。我命令一营分成三路前进。
安顺场的守敌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他们认为我们还没有出海子边少数民族区呢，因此毫无戒备。
“哪一部分的？”我们的尖兵排与敌人哨兵接触了。
“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红军战士的回答象春雷，扑向敌人。
“砰！”敌人开枪了。我们的火力也从四面一齐吼叫起来。愤怒的枪声，淹没了大渡河水的咆哮，淹没了敌人的惨叫，顽抗的敌人纷纷倒下，活着的有的当了俘虏，有的没命地逃跑！两个连的敌人不到三十分钟就全被打垮。
正在战斗时，我来到路旁一间屋子里。突然听到一声喊叫：“哪一个？”通信员一听声音不对，枪栓一拉大吼一声：“不要动！缴枪不杀！”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乖乖地缴了枪。事也凑巧，原来这几个敌人是管船的。我急忙要通信员将这几个俘虏送到一营去，要一营想法把船弄来。
一营花了好大的劲，才把渡船弄到手。这里只有这条船，它现在成了我们唯一的依靠。
占领了安顺场，我来到河边，只见两岸都是连绵的高山。河宽约三百米，水深三、四丈。湍急的河水，碰上礁石，卷起老高的白浪。现在一无船工，二无准备，要立即渡河是困难的。我急忙一面把情况报告上级，请求指示一面作渡河的准备工作。这一夜，我在安顺场街头的小屋里，一会踱着步，一会坐在油灯旁，想着渡河的一切问题。
我首先想到凫水。可是河宽约三百米，水急、浪高、漩涡多，人一下水，就会被急流卷走。
我又想到架桥。仔细一算，每秒钟四米的流速，别说安桥桩，就连插根木头也困难。想来想去，唯一的希望还是那只渡船。于是我立即把寻找船工的任务交给了一营营长孙继先同志。
一营长派出许多人到周围山沟里去找船工。一个、两个、三个……等到找到了十几个船工，天已大明了。
十七勇士
天明、雨停，瓦蓝的天空缀着朵朵白云，被雨水冲洗过的悬崖峭壁显得格外高大。大渡河水还在一股劲地咆电翻腾。此刻，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的一切：对岸离接口一里许，是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周围筑有半人高的围墙；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四周都是的黑的岩石。估计敌人的主力隐蔽在小村免企图等我渡河部队接近渡口时，来个反冲锋，迫我下水。
“先下手为强！”我默默地下定决心。随即命令炮兵连的三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安放在有利阵地上，轻机枪和特等射手也进入河岸阵地。
火力布置好了，剩下的问题还是接河。一只船装不了多少人，必须组织一文坚强悍的渡河奋勇队。于是我把挑选渡河人员的任务交给了孙继先同志。
战士们知道组织奋勇队的消息后，一下子围住了孙继先同志争着抢着要参加，弄得孙继先同志怎么解释都不行。
“怎么办？”一营长问我。我又是高兴又是焦急，高兴的是我们的战士个个勇敢，焦急的是这样下去会拖延时间。因此我决定集中一个单位去。
孙继先同志决定从二连里选派。二连集合在屋子外的场地上，静听着营长宣布被批准的名单：“连长熊尚林，二徘长曾令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土张桂成，肖汉尧……”十六个名字叫完了，十六个勇土跨出队伍，排成新的队列。一个个神情严肃，虎彪彪的，都是二连优秀的干部和战士。
突然，“哇”地一声，一个战士从队伍里冲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嚷着：“我也去！我一定要去！”奔向营长。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二连的通信员。孙营长激动地看看况我也被眼前的场面所感动。多好的战士啊！我向孙营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让他参加。孙营长说了声：“去吧！”通信员破涕为笑，赶忙飞也似地跑到十六个人排成的队列里。
一支英雄的渡河奋勇队组成了：十七个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还有作业工具。熊尚林同志为队长。
飞舟强渡
庄严的时刻来到了，熊尚林带领着十六个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色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消灭对岸的敌人！”
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
胆颤心惊的敌人，向我渡船开火了。
“打！”我向炮兵下达了命令。神炮手赵章成同志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通通”两下，敌人的碉堡飞向半空。我们的机枪、步枪也发挥了威力。炮弹一个个炸在敌人的碉堡上，机枪象暴风雨一样卷向对岸，划船的老乡们一桨连一桨地挤命划着。
渡船随着汹涌的波浪颠簸前进，四周满是子弹打起的浪花。岸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渡船上。
突然，猛地一发炮弹落在船边，掀起一个巨浪，打得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
我一阵紧张，只见渡船随着巨浪起伏了几下，又平静下来了。
渡船飞速地向北岸前进。对面山上的敌人集中火力，企图封锁我渡船。十七勇士外过一个个巨浪，避过一阵阵弹雨，继续奋力前进。
一梭子弹突然扫到船上。从望远镜里看到，有个战士急忙捂住自己的手臂。
“他怎么样?”没待我想下去，又见渡船飞快地往下滑去。滑出几十米，一下撞在大礁石上。
“糟糕！”我自语着，注视着渡船。只见几个船工用手撑着岩石，渡船旁边喷起白浪，要是再往下滑，滑到礁石下游的漩涡中，船非翻不可。
“撑啊！”我禁不住大喊起来。岸上的人也一齐呼喊着为勇士们鼓劲、加油。
就在这时，从船上跳下四个船工，他们站在滚滚的急流里，拼命地用背顶着船。船上另外四个船工也尽力用竹篙撑着。经过一阵插斗，接船终于又前进了。
渡船越来越靠近对岸了。渐渐地，只有五、六米了，勇士们不顾敌人疯狂的射击，一齐站了起来，准备跳上岸去。
突然，小村子里冲出一股敌人，捅向渡口。不用说，敌人梦想把我们消灭在岸边。
“给我轰！”我大声命令炮手们。
“轰轰！”又是两下巨响， 赵章成同志射出的追击炮弹，不偏不歪地在敌群中开了花，接着，李得才同志的那挺重机枪又叫开了，敌人东倒西歪，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去。
“打！狠狠打！”河岸上扬起一片吼声。敌人溃退了，慌忙地四散奔逃。
“打！打！延伸射击！”我再—次地命令着。
又是一阵射击。在我猛烈火力掩护下，渡船靠岸了。十七个勇士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把冲下来的敌人打垮了。勇土们占领了渡口的工事。
敌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又一次向我发起了反扑，企图趁我立足未稳，把我赶下河去。我们的炮弹、子弹，又一齐飞向对岸的敌人。烟幕中，敌人纷纷倒下。十七位勇士趁此机会，齐声怒吼，猛扑敌群。十七把大刀在敌群中闪着寒光，忽起忽落，左劈右砍。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溃不成军，拼命往北边山后逃跑。我们胜利地控制了渡口。
过了一会，渡船又回到了南岸。孙继先同志率领机枪射手上了船，向北岸驶去，继后我随之过河。这时，天色已晚，船工们加快速度把红军一船又一船地运向对岸。我们乘胜追击，又在渡口下游缴了两只船。于是，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渡过了大渡河。
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成功，有力地配合了左翼兵团抢占泸定桥。很快，沪定桥被我红四团胜利夺取了，红军的千军万马在这里渡过了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企图把我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了。而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英雄壮举，将永远为后人所传颂！
这次行动的胜利，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刘、聂首长的正确指挥，人民的支援，和红一团全体指战员坚决服从上级指挥，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而取得的。这个历史事实生动地告诉我们：只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无往而不胜！（载1975年11期《解放军文艺》）
红军长征在洞口的故事
[ 作者：罗子荣 ]转贴自：《党的光辉照邵阳》
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王震等领导的第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途经洞口县境，北上抗日。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当年红军留下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动人事迹，深深地铭刻在老人们的心里，流传在广大的群众中，现在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我们的贺主席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
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
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
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
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
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56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
可敬的先烈
第二、六军团自从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的军队始终跟踪他们、搜索他们，妄图把他们消灭在长征途中。12月21日中午，从高沙开往花园的第六军团，有的在李家渡一带休整，有的在行进途中。战士们虽然头上都用树枝、绿叶作了伪装，但国民党飞机还是发现了目标，丧心病狂的投下了6颗炸弹，20位战士当场光荣牺牲，数十名战士受伤。
当时年仅12岁的王康元正赶着牛回家，一位红军战士见状，急忙跑过去，尸把将王康元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王康元安然无恙，而那位战士却血流如注。王康元的叔父王仁德知道后，深为红军战士舍已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为了报答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他冒险同李明生、刘大炳等20多个贫苦农民一道，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蛇形山一块空地上。但红军走后不久，一些土豪劣绅心怀鬼胎煽动说，“红军葬的地方是‘风水宝地’，是李家渡的‘龙脉’所在。现在‘龙脉’挖断了，‘龙神’不安，只有把红军的尸体挖出来，丢到河里去，才能保住‘龙脉’，恢复‘风水’。”为了粉碎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贫苦农民邓成竹等人连夜将红军烈士的棺木移葬到松涛滚滚的长岭界，周围栽上苍松翠柏。被红军救了命的王康元，每年清明节去烈士墓前祭扫。1972年他担任西中大队党支部书记后，积极倡议并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带领本大队和李家渡的干部群众，整修了烈士墓，在墓前竖起一块烈士纪念碑，刻上“长征烈士之墓”六个大宇，两侧刻有两副对联，一副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另一副是“继承先烈志，永作革命人”。洞口县委和县政府已将烈士墓做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几十年来，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经常去墓前瞻仰、凭吊学习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
讨还血泪债
旧社会的广大农民，饱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死亡线上。红军打击土豪劣绅，为贫苦农民求解放，因而得到他们的真诚拥护。
岩山乡沙坊院子有个土豪叫付升庭，长有一脸麻子，为人专横残忍，欺压穷人，群众都叫他升麻子。他的五个儿子个个凶残如虎，群众称他们是“五老虎”。1931年，升庭麻子准备修新屋，找来新化方师傅给他烧砖瓦。可怜方师傅辛辛苦苦一场，不但未得分文工钱，还要倒贴伙食。一气之下他推倒砖瓦垛子，满腹怨恨回新化去了。1935年，他参加了红军。12月19日，部队在岩山宿营，他
把当年在付家的遭遇和当地农民受付家欺压的情况，向部队首长做了汇报，首长同意他带三名战士去找升麻子算帐。他们操小路走到沙坊院子，把正准备逃跑的升庭麻子抓住。附近群众听说红军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升麻子，喜得奔走相告，纷纷向红军首长揭发升麻于的罪恶。首长派出一位战士领着贫苦农民到升麻子家里，打开了付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群众。第二天红军离开岩山时，把升麻子押到绥宁县李熙桥处决。
红军第六军团在石江处决了一贯包揽诉讼、敲榨勒索的王文祥；镇压了高沙镇街上被称为“三王五霸”之一的大恶霸、土匪袁宽：将石背乡的土豪财主尹成哉、花园乡罪大恶极的邓星芳、拒绝给红军派粮的反动保长邓陈卓三人，押到绥宁县武阳处决。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感谢红军为自己伸了冤，讨还了血泪债。
军民鱼水情
红军到洞口之前，国民党反动派与地方反动势力制造了很多谣言，不少农民躲进山里。红军以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很快，大家都回来为红军战士解决吃住问题，十分亲热。
开始岩山街上很多店门都关得紧紧的，后听到红军战士亲切地喊：“老乡们不要怕，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会拿你们的东西，如果你们有什么吃的就卖给我们一点，我们照价付钱。”有些人从门缝中看到红军战士规规矩矩，蹲在街上，谁也不去敲店门。于是有的就拿出煮热的红薯放门口卖，战士们不讲价，说多少就是多少，只多交不少交。消息传开后，店门都开了，能吃的东西都摆出来了，附近群众家里有能吃的，都拿到街上卖。有几位战士走到林玉元老大娘面前轻声说：“大娘，天气太冷，今晚上我们想到你家里避避风寒。”大娘满脸笑容表示欢迎，战士们放下背包，就动手打扫卫生，挑水劈柴。晚上，林大娘见几个战士在灯下摆着白布比划，她猜想是把布剪做包脚布，就把“坐月子”的媳妇喊来一起帮忙，母女俩人熬了一整夜，共做好10双布袜子，正好每人一双。第二天战士们临走时再三向林大娘道谢，送给他一些白布、一床印花被面和两个圆瓷缸作为纪念。
红军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的感人事迹，深深地感动了群众，广大农民群众从各个方面关心、爱护红军。石江缝纫师傅邱国才与其他11位师傅一起，连夜赶制军帽120顶。红军给他们每人一块银元，他们心情非常激动，你一言我一语，凑成一首诗：“红军来到石江镇，痛打土豪和劣绅，财主心怕胆又惊，穷人精神大振奋，军民连夜作军帽，同心协力杀敌人。”花园马家院子邓大妈同儿媳曾冬娥在山边土里锄草，听到山中有微弱的呻吟声，邓大妈立即放下锄头去山中寻找。果然发现一个约20岁年纪、头带八角帽的红军战士(浏阳人)躺在地上，她用手一摸额头，好烫手，又见他右脚伤口已开始流脓。她心想不能让亲人在野外活活冻死、痛死、饿死，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她喊来儿媳一起扶着伤员回到家里，让他躺在儿媳床上，儿媳拿出丈夫的蓝布旧衣服给他换上。大妈告诉伤员安心养伤，如发现有外人来就装哑巴，要儿媳认他是自己的丈夫(儿媳的丈夫在贵州做挑夫)。安排好后，大妈每天上山采药，精心护理，一周后战士的伤基本治好，他告诉大妈要去赶部队。临走那天，天刚亮大妈就起床为他准备好路上吃的东西。战士对大妈说：“大妈，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一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革命胜利了，我一定来看望你老人家。”恋恋不舍，挥手告别。
跟着红军走
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自己翻身求解放的靠山，红军的道路就是自己走向解放的道路。于是，不少贫苦农民纷纷送子弟当红军，中青年更是积极踊跃，要求跟着红军走。李家渡的贫苦农民，看到20个红军战士在敌机轰炸下光荣牺牲，满怀为烈士报仇的愤怒心情和为自己求解放的强烈愿望，积极报名参加了红军。西中村的邓星怡、邓正仁、吴老晒，盲田村的邓星开，新兴
村的刘老细，木井村的陈松青，圳上的罗玉等都跟着红军走了。洞口街上邹玉和、王顺生两位缝纫师傅，被请到花园给红军制作军服，他们深为红军的精神所感动，毅然跟着红军走上了长征路。
据解放后全县初步统计，当年跟着红军走的有20多人。他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其中：有壮志未酬而牺牲在长征途中的革命烈士，有在抗日前线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民族英雄，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毕生精力的人民功臣，如石江镇的王振贵，当年30岁，参加红军后编入第六军团保卫局，在17年的戎马生涯中南征北战，荣获“人民功臣”、“解放华北”、“解放西北”的纪念勋章各一枚，1952年转业到新疆工作，1965年离休，1966年元月回洞口老家定居，撰写了“夜渡金沙江”、“翻过大雪山”、“六十年春秋话往日”等革命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