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现当代著名诗人，1923年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禾、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抗战爆发后，随父亲流亡到陕西，在西安叫卖过报纸，学过几个月绘画，徒步攀越陇山到达天水，进入一个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入迷地画画写诗，几次想去陕北鲁艺学习未成。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1年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55年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1980年秋得到平反。出版的诗集有《彩色的生活》（1951）、《爱与歌》（1954）、《温泉》（1984）、《海上蝴蝶》（1985）、《沉默的悬崖》（1986）、《牛汉诗选》（1998）。最为人知的诗作有《鹰的诞生》、《 汗血马 》、《 华南虎》、《 根》、《 悼念一棵树 》、《 巨大的根块》、《伤疤》、《爱》等。
1940年冬，我想去延安鲁艺学木刻，对绘画很入迷，不仅仅是为学写诗。当时，我相信到了延安一定能写好诗。
1941至1943年我写了大量高昂的、追求理想境界的诗，表现了一个热血青年的壮志，个人的悲伤写得极少。高中时，我狂热地爱恋着一个女同学，却没有写一首情诗。1946年夏，当时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郗潭封专程到开封看我，他叮嘱我应该写现实斗争，实际的战斗生活，我写了不少，但没有早年的艺术境界高远，缺乏《鄂尔多斯草原》那样有完整的构思和开阔的艺术境界，宁静，辽阔，纯净，全身心投入。写《鄂尔多斯草原》时，只有十八岁。现在回想，做梦一样，全靠青春的梦想。
我一生写诗早年受父亲（旧体诗）的影响，追求永恒的宁静，清明的心灵感受，没有外加的，诗外的，有功利目的的宣传理念。我从不空洞地歌颂革命。
抗美援朝回到北京后写的诗，写得不算好。如《北京的西郊》。但不是概念的，只是没有年轻时那么跃动，纯净。
1955年后，在干校为什么写诗？到干校后，我这个令人触目的“分子”，杂在各色人等之中，面目渐渐不那么特殊，而且干校后期，留下来的人很少，管制比过去松一些，有了一间独居的陋室，我取名叫“汗血斋”。我与两条狗住在一起，又脏又臭，狗都比我干净。对我来说，“汗血”是最神圣的东西。鹰有汗血鹰，马有汗血马，人有汗血人。我重体力劳动十多年，流了不知多少汗，身上到处都是血口子。我就这么一身血汗，像牲口似的不停地奔跑。这样，有了汗血斋，也慢慢有了写诗的境况与心绪。在那样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回北京了，我已经完全绝望，或者说看不到任何希望，这时候，是诗拯救了我。
下干校时，我借了古典文学编辑室周绍良的《全唐诗》，还有我最喜欢的戴望舒译、施蛰存编的《洛尔迦诗钞》（1975年回京后北岛借去了），还有李贺的《歌诗集》。李贺的诗我很喜欢，他的奇思令我痴迷。杜牧给李贺写序说他的诗中有“牛鬼蛇神”。我当时正是“牛鬼蛇神”。在诗的语言，尤其在节奏上，对我影响最大的却是洛尔迦。没有事的时候，除了读诗，就是在干校的山野里转。
刚刚到干校，住地附近的灌木丛里有一株山茶，正开着白色的花朵，十分显眼，还散发出清香。雨天时，那香气特别浓。沉默无语的“五七战士”经过那里时，禁不住都要看一看，但谁也不说一句话。
向阳湖对岸有个小镇叫尧嘴，那里人家的围墙多是用野玫瑰编的。春天，到处是绚丽的香喷喷的墙，招引来蝴蝶与蜜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妙的墙。
我知道干校一带的山野上，什么地方有最美的花，我常常去采摘。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干校连队假日，我“死鬼作乐”，一个人去采花。秋天的山野上，千百种花已经凋谢了，幸而还有不下几十种的野菊花。我走向一个不常有人去的荒寂的山丘，在开始显出败相的灌木丛中，看见了繁星似的菊花。我深深地垂下头，越瞅越多，蓝的，黄的，绿的，紫的，五光十色，像满天明亮的星星。
在几个山丘上，我踏遍了丛莽，手掌被荆棘划了许多伤痕，冒出了血珠。我采了几种蓝色的野菊，有深蓝如湖水的，有淡蓝如晴天的；还采了几株金黄色的黄菊。花正像人一样，都有各自的风度和性格。当我在一片灌木林里寻觅，突然远远地望见了一穗一穗的红玛瑙般的珠子。我狂欢地奔向它，它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它的花可能是非常平凡的，并不引人注目，可是，这种花，往往能默默地结出非常珍贵的果实。
在咸宁时，我曾经很执著地找兰花。说到处有，我就是找不到。找不到美的东西，是精神苦闷的反映。
在向阳湖的那五年间，我感到一切似乎都在下沉，对大地之中的草木的根发生了异常的感情。平凡的根给予我的喜悦和力量远胜过叶与花朵。我把艰难地扎入地层的根，看作是默默地为永恒的大自然献身的崇高形象。为什么我会被这些潜隐于地下的根所吸引，而且又那么强烈，当然与我那时屈辱的处境、自恃高洁的人生理想境界有关系。每当在山丘上、小路边、村前村后，看见那些裸露在地面变成了坚硬木质的扭曲的树根，它们支撑着参天大树，我的心就禁不住紧缩与战栗起来。谁能相信，这些枯干的近乎化石的根里，仍然默默地流着液汁。可我完全相信。
我在窗下栽了一株青桐，几年之间脱尽了密密匝匝宽大的叶片和细弱的冻僵了的枝条，剩下的树枝都是很粗壮的，尖端呈拳头状，它们紧紧地攒着一丛丛青嫩的春芽。呼啸的寒风摇撼着它们，拳头似的树枝不屈地挥动着，发出嗡嗡的声响。每当静夜，我听着久久不能入睡。
黎明前后，常常听到嗖嗖的声音，划过静穆的天空。出门仰望，就会看见一只只雪白的长颈鹤急速地从远方飞回来，村边几棵枫树上有它们的家。雏鹤呱呱叫个不停，天空急飞的白颈鹤一声不叫，只顾奋飞。我最初不明白，它们为什么一声不叫，沉默地飞多么寂寞，后来晓得它们的嘴里都噙着小鱼，还有几滴湖水。
在小村里还见过天空飞过一大片（几千只）云雀——就像会唱歌的云彩，还有单飞的老鹰。一直想写云雀，但没有做到。我在泥泞的路上走，云雀在天空飞，感受很深。云雀在我心灵里飞翔，歌唱。
一天，我发现了云雀的窝。万万没有想到，云雀的窝在麦地里，在密密的草丛里。我将云雀的窝（泥与枯草）端在手心，带回住室。云雀这名字起得太准确，一大片会飞的云，会唱歌的云。我应该是这会唱歌的一分子，但我是地上的云雀，只能在地上跋涉，很苦，想飞却飞不起来！我只能让诗像云雀飞向天空。
《鹰的诞生》。有一次和炊事员崔成全到沈家湾去挑鱼，他采购付钱，我挑着沉重的鱼担走。沈家湾畔一片湖水。我在树下休息，见地上有天蓝色的蛋壳，而树上面有鹰的窝。很高大的树。我抚摩着一个个蛋壳，感触很多。天蓝色，令我激动不已。我想这是蛋壳里未诞生的鸟的梦的色彩浸染出来的。
在干校跟小年青一块儿劳动时，捡到一只掉下来的鹰，以为能吃。烤熟了，却没肉，咬不动，全是骨头，像汗血马一样最后倾倒之后全身没有一点血肉。剥开以后，看那身架，飞翔把它的血肉都消耗掉了。他的全部精血都耗光了。汗血马——汗血鹰——汗血人……——汗血斋，在干校后期，我便将自己的住室命名为汗血斋。
牛八哥我也喜欢。耕地时，牛八哥特别多。牛耕地时，翻出许多蚯蚓。牛八哥与牛相依为命，天然相合，天然的，非人为的，牛八哥还为牛啄食皮毛里的牛虱子，很让我感动。牛耕地，牛八哥在牛背上为牛歌唱，让我感动。
还有知了（蝉）。在墙上看见一条一条白色的线，顶上有趴着的蝉。唱了一辈子，爬到墙顶上死了。平时飞行，唱歌，最后留下一条白色的发亮的痕迹，死了！死也要死在高处。这种从下向上的原生态的生命欲求感动了我。
生活中的感悟，云雀、老鹰、蚯蚓的血，我还想写蝉、云雀、一草一木，我觉得一草一木都和我的生命相连，相通。我狂喜，爆发的狂喜！没人管我，我觉得自己就是天地人间的小小的一分子。这是天地人间给我的启迪，与为什么服务根本不沾边！
我的生命有再生之感。
我当然不是鹰、云雀、蝉，但它们给了我深深的感触。天上的云雀只在麦地、草丛，在山野里生出来。有一年5月，我在麦地里拾到一只受伤的小云雀，带回来养，几天后还是死了，养不活。这种原始的、自然界的种种生命形态，都很令我感动，一生难以忘怀。
人与大自然有着许多相似的命运与习性，这些相似的本性，是永远不会全部泯灭的。那时我失去了一切正常的生存条件，也可以说，卸去了一切世俗的因袭负担，我的身心许多年来没有如此地单纯和素白。我感到难得的自在，对世界的感情完整地只属于自己，孤独的周围是空旷，是生命经过粉身碎骨的冲击和肢解后获得的解脱。
我这一生，84个年头，最让我怀念的有三个地方：
山西定襄县，滹沱河。《童年牧歌》里写的我家的五棵枣树，每棵树的枣子味道不同。
天水：1938年4月到1943年2月离开，这是我成长的地方，从1.6米长到1.9米。开始写诗。记得天水每个山谷，万寿庵，玉泉观，都记得很清楚。在后汉将军李广故里的一片树林中一个石桌子上写诗，写了上百首诗。
咸宁：沼泽地带。桂花树，湖，鹰，云雀，温泉
咸宁是我诗的又一个故乡。诗是我的生命，所以咸宁也是我的故乡。咸宁写的诗是我的全部生命；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这是我的性格。每一首诗在什么地方写的，什么情况下写的，非常清楚。每一首诗都灌注着我全部的生命力。咸宁让我受难，但1972年、1973年以后，我解脱了，有再生的感觉。就像在天水从1.6米长到1.9米，精神上我从被囚禁、被侮辱到这时才得到一些解脱，所以和早年在西北大学写的诗不同。早年写的诗很单纯，咸宁写的诗每一首都有再生的感觉。如果没有这种境界，也写不出《童年牧歌》——回忆童年是重新成长。不仅仅是回忆，没有几十年的大灾大难，就没有这一回的解脱，没有精神的伤疤就没有我的再生。我从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为很鲜活的人，感慨不已。
天水的诗纯净得像天上掉下的水，一眼看到底。咸宁的诗是大彻大悟后的生命感悟，不概念。如《巨大的根块》，一到咸宁第一天就有感觉，但后来才写得出来。每首诗的萌生与生长，都记得。有些没写出来，我感到抱歉。特别是云雀，蝉，蝉的归宿（在最高处告别人间），还没有完成。想起把蛇蛋砸烂，也很对不起，一群生命嘛！我从小就很少骂牲口、动物。好几次早晨鞋里盘着一条蛇。在山野大便时看到一窝褐色的小蛇，探头探脑的，多可爱。
我的诗离开特定的时间、地点、人和环境就很难理解。咸宁的山丘上到处都是灌木。上面的树枝给砍伐了，下面的根还在生长，血泪的凝结，而形式上尽力平易。每首诗写得很沉重，但也写得清澈。这和洛尔迦一样——他被迫害逃到南美。我和北岛都喜欢洛尔迦的诗。他的诗开发了我，点拨了我。我历经两三年写了二三十首，发表了十几首，数量比天水的少。在天水写得多，但选得少。这不是成熟两个字所能表达的，就是一种再生的感觉。
与每一首诗相依为命
《悼念一棵枫树》发表之后，得到了好评。有人说它是怀念某一个人的，也有人说它是悼念许多令人敬仰的英灵的。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要象征什么。我只是想与我生命相通的一棵枫树，是我实实在在在的感触，是这棵枫树的命运。
在干校时，无论是初期繁重的体力劳动后，还是后期较自由的时候，只要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我都要到一片没有路的丛林中去，靠着这棵枫树坐着。它在一座小山丘的顶端。它的伟岸令我敬仰与感念。一到初冬，它宽阔的掌形的叶片映着阳光，燃起了火焰。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树叶。我几次写信给在北大荒劳动和学木刻的儿子，让他来看望这棵枫树，希望他把它的形象画下来。
可是，一天清晨，我听到一阵“啦啦”的声音，一声轰然倒下来的震响，使附近山野都抖动了起来，随即闻到了一股浓重的枫香味。我凭直觉感到我那棵相依为命的枫树被伐倒了。我立即飞奔到那片丛林。枫树直挺挺地躺着。我颓然地坐在深深的树坑边，失声痛哭起来。村里一个孩子莫名其妙地问我：“你丢了什么这么伤心，我替你去找。”我回答不上来。我丢掉的谁也无法找回来。那几天我几乎失魂落魄，生命像被连根拔起。过了好几天，我写下了《悼念一棵枫树》。儿子没有把它的形象画下来，只好由我写一首诗来悼念它。我不能让它的伟大的形象从天地间消失。
伐倒三天之后
树叶还在微风中
簌簌地摇动
叶片上还挂着明亮的露水
仿佛亿万只含泪的眼睛
向大自然告别
（哦，湖边的白鹤
哦，远方来的老鹰
还朝着枫树这里飞翔呃）
有一天，在连队里真的在远处看见三四只麂子在奔跑，非常漂亮，棕红色的。第二天就有农民来卖麂子肉，还有皮
我很难过。1974年初夏写于咸宁干校的《麂子》是写的干校的实际感受。我写得冷静，含意深：五七干校，不是好地方。一回忆五七干校，令大家很气愤，诅咒那个地方。我的处境，我内心的悲哀写在其中。好漂亮的麂子。悼念？复活？如果知道我当年的背景，就知道决不是简单的艺术概括。
麂子
远方来的麂子
你为什么生得这么灵巧美丽
你为什么这么天真无邪
你为什么莽撞地离开高高的山林
五六个猎人
正伏在丛草里
正伏在山丘上
枪口全盯着你
哦，麂子
不要朝这里奔跑
记得写下最后两行，我如刚诞生的婴儿啼泣了许久。这最后两行诗，是写着写着自然地不知不觉地突然间冒出来的，如一声惊天动地的呼叫。这两行神来之笔，救了麂子，也救了我。“我”并不仅仅是我，“我”也是麂子，“我”也是诗。我今生今世感激这两行诗。
《车前草》写的是生活实感。雨中，拉一千多斤的重载，只有蹬着一丛丛车前草才踩得稳，不至于滑倒。我不是一般的歌颂，是感激，很朴素的感情。
在《毛竹的根》中，我写了一点感悟。那种大根，巨大的根块，烧一天一夜烧不完。
这个时期，也有点跟第一个写诗的高潮一样，仍有一股抛头颅洒热血的拚命劲头儿。1973年写的《根》，只有自己知道，不能给别人看。我拉车时常常坐在树桩上休息。后来《根》在香港的课本上选用，原来诗里有“地心还有另一个太阳”的话，这里就有点政治的含义了。有人知道告上去准会把我枪毙了，还不就是抛头颅洒热血呵！
写《伤疤》时，我相信所有伤疤下面都有深深的根，隐喻我的一块块伤疤都有故事。这是精神创伤后的感觉。
我写鹰多一些，不是重复，是不同的侧面，不同时期不同的感受。
《华南虎》写得粗糙一些。
《冻结》是在北京写的。
《三月的黎明》写于1973年。诗里的情景完全是写实，写得愉快和投入。这淡淡的画面，似有似无的声音，以及一瞬间显现的美丽动态，都是黎明本身的自然状况。从自然永恒的生命的脉动中，我感到了一种圣洁一种天性，伤痛的心灵得到了深深的浸润和抚慰，全身心获得了一次再生般的净化。
1971年到1974年，管制放松了，成天游荡在空茫的干校附近的山林湖泊，咀嚼人生，诗突然从心中觉醒和冲动上来。并不是我清醒地把诗找回来，是诗如钟锤般撞醒了我，敲响了我。这时才感知有一个诗的世界，一直久久地被封闭在我的心里。几十年的人世沧桑并未把我和诗拆开。我不是返回到孤独的内心世界，而是异常坚定地进入了世界的内心。面对荒诞和罪恶，我和诗一起振奋和勇敢了起来，我变成了一只冲出铁笼的飞虎，诗是扇动着的翅膀。
在那样的环境中，在那样的时候，几乎成了条件反射，许多平凡小事，常常会突然点燃我隐藏在深心的某些情绪。那时，对我来说，只有诗才能使灵魂在窒息中得到舒畅的呼吸。因为那些小诗（我心里一直觉得很沉重）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那些诗，只有在当时那种特殊的主客观情境里才能写出来，不可能重复第二回。
我与每一首诗相依为命。没有读者，也没有上帝，既不想发表，更不想讨好谁，自己写自己读。往往是吃了晚饭独自在湖边山丘上的枫林里，边乘凉边打腹稿。身边的牛在反刍，我也在反刍。
回头看看，高中时期诗创作的第一高峰和“文革”后期（1972年—1975年）诗创作的第二个高峰，这两段时间，我的生活状况和心情有不少相似之处：孤独、郁闷、期待，生命的四周出现了非常空旷的地带，活得很单纯、自在。“文革”后期的这种自在和单纯，与四十年代初的那个单纯有本质的差别。在万寿庵时，我不到二十岁，当时的单纯跟简单差不了多少，是近似原生态的那种单纯的充满梦幻的生命状态。经过三十年的苦炼，对人生、历史、世界，以及诗，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和感悟，获得净化之后的透明般的单纯。如果回避人生苦难，不是经受人生，绝达不到这个境界。
追问额，，我想要答案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