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国演义》的传播要素 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大都有一个由素材积累、逐渐加工和最后形成较高质量小说文本的过程。如《三国演义》就是由说话人的底本演化而来，再经由一些文人加以润饰、考证、整理而成的。[1]作为一部优秀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被后人争相传抄、传阅、出版、评点、评论、传世，有其独特的传播要素。 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拉斯韦尔于1948年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因为提出了著名的五W模式而被视为传播学的独立宣言。拉斯韦尔认为，一个传播过程包含五大要素：谁(Who)、说什么(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所以叫五W，是因为五大要素的英文表述中都各有一个以W开头的词。这个模式十分简明，勾勒出任何一个传播过程的共同特征，那就是都由五个部分组成：传播主体（即传播者）、传播内容（即讯息）、传播渠道（即媒介）、传播对象（即接收者）和传播效果（即效果）。[2]一言以概之，即谁在传播，他传播什么，他怎样传播，他对谁传播，传播的效果如何。在分析了传播的五个要素之后，拉斯韦尔又提出五种与之相对应的传播研究：对应着谁即传播主体的研究称为“控制分析”，对应着说什么即传播内容的研究称为“内容分析”，对应着通过什么渠道即传播媒介的研究称为“媒介分析”，对应着对谁说即传播对象的研究称为“受众分析”，对应着产生什么效果即传播效果的研究称为“效果分析”。 传播者，指传播内容的发送者，是信息传播链条的第一个环节，也是传播活动的第一要素和最活跃的要素。传播者主要解决“传播什幺”和“如何传播”的问题。因此，传播者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过程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数量和流向。传播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在《三国演义》源远流长的传播长廊中，主要的传播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队伍，既有不知名的群众作者，如宋代专说“三分”的艺人霍四究；也有很知名文人作家，如西晋的陈寿、刘宋时的裴松之；更有众多文人有意无意间参与了“三国故事”的传播，如宋刘义庆、唐代的李商隐、宋苏轼等。《三国演义》的博大精深也吸引了西方传教士、外籍华人、留学生、商人等的注意，并通过他们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如明清时期赴泰商人在漫长的海上旅途中，常以《三国演义》作为消遣的话题，引起泰人极大兴趣，曼谷王朝建立者拉马一世因而指示当时负责贸易与对外关系的本隆大臣把《三国演义》译成了泰文从而丰富了秦国的文化。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明代的高儒在
《百川书志》中提到罗贯中在写作三国演义时：“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陈叙百年，概括万事。”由此可知，罗贯中根据长期以来累积的三国故事，并依据晋朝陈寿的正史
《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注，加上自己的所学以及对生活的体验，将有关三国的故事加以整理熔铸，编成了这部历史小说巨著──《三国演义》。至于现今通行的三国演义，大部分是依据毛宗岗本为底本，毛宗岗依据明代版本加以修订成通行本，现在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就是毛宗岗修订的版本。由于毛本流传已久，文字亦有许多优点，较便于一般大众阅读。因此成为目前最为通行的版本，尽管毛本亦有一些缺失，但是仍不减其影响力。 传播内容的通俗化、传达精神的平民化是《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作为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三国演义》的伟大成就在于具体地、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内部的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国古代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曾经在不同程度上揭露过这种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但是，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这样鲜明、这样深刻、而又这样广泛地揭露出这种斗争的复杂面貌。就是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里，这样的书也是很少见到的。它通过对三国时期社会动荡分裂状况的描写，特别是通过对
曹操、董卓等暴虐统治者的形象的揭露和批判，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悲惨生活及其对于统治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三国演义》刘、关、张之间团结、平等和义气的关系及其处处流露的正统思想和忠义精神，是《三国演义》最为人们喜爱，对人们思想影响最大的地方，一直成为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加强团结、相互援助的榜样，成为人和人的正直关系的榜样，为广大人民长期传诵和学习。如在明、清两代，农民起义军普遍地把“桃园结义”故事当作组织自己队伍的典范，就证明了这一点。[3]也正是其传达精神的平民化这一点，为我们探究现代香港黑社会争拜“
关二爷”的文化底蕴，打开了一个研究的窗口。 传播语言的口语化、传播载体的多元化是《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前提。《三国演义》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演义，历史演义是中国文学的特色，说书人透过讲史吸引听众，将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加以发挥，加上一些夸大的想象，创造出虚实相参的故事。《三国演义》从口传文学到话本杂剧，再到小说成书，是多重文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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