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商周扶九：勤奋拼搏、勇于开拓成富可敌国的中国首富—从25张盐票到5000万两白银
1831年周扶九出生于江西吉安庐陵县（吉安县）高塘乡，四岁周扶九丧父。扶九只读了几年私塾，16岁由伯父举荐前往同村人在湖南湘潭开的绸布店当学徒。这家绸布号生意涉及广东、安徽、浙江等省。周扶九在绸布号期间深受店主赏识，学徒未满，就联系业务、跑采购、催账收款。由于他吃苦肯干，人又机智，得到先生和老板的赏识。三年学徒期满，便当上了先生，22岁时又被店主派往广州当庄客。
正当周扶九扶摇直上，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太平军直逼广东、湖南等地。店主要扶九抓紧收回债款，有钱收钱，无钱用值钱的实物折抵。当时，食盐经营实行“票法”，运销食盐均由官府发给税后盐票，盐商凭盐票运销，第票可运销食盐800至2000斤。盐商不仅可以凭票做食盐买卖，也可将盐票卖与他人经销食盐，因此，谁手中的盐票多就可发大财。但太平天国革命事起后，盐票身价大跌，每票只值20两银子，因此，周扶九在收债款时，便收了25张盐票。岂料盐票身价一跌再跌，直到一文不值，成了废纸。店说不认帐，扣除他的薪水抵偿损失，25张盐票也归周扶九所有。公元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复行票法，盐票也越来越值钱了。
周扶九回到老家，以摆摊维持生计。这时，盐票身价一涨再涨，一票可值四、五百两银子。一天，他在老婆的针线篓里发现了那25张盐票，原来他老婆打扫房间时发现床脚下的盐票，却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顺手放在针线篓里的。周扶九喜出望外，将盐票出租给盐商，从此便财运亨通，生意越做越大。这正是：收盐票招祸，失盐票得福。因此，周扶九靠25张盐票致富发家。
周扶九发家后不仅继续做盐票诉生意民，同时将积累起来的资本在长沙、常德等地开设钱庄，这样，当时取易赚钱的盐、钱两业他都有了。不到20年时间，除长沙、常德外，武汉、扬州、镇江、徐州、南昌、九江、赣州、吉安、上海、南京、芜湖、湘潭等等都有他的钱庄，据说汉口有一条街都是他的财产，称为“汉口一条街。”后来他坐镇上海，各地的钱庄、盐号均委派自己的亲信当庄乏味（经理）。他在委任各地的经理时有三个积极条件，一是办事稳重，诚实可靠；二是在他的店铺服务时间较久，至少5年以上；三是和他有这样或那样的渊源关系。所以他的庄号经理中，吉安县人占大多数。
正当周扶九生活走上正轨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绸布号考虑到战乱便要求周扶九赶紧收回外欠的债款，无钱用值钱的实物折抵也行。当时，食盐经营实行“票法”，一张盐票可运销食盐400至1000公斤。因此，盐票就是财富。但太平天国运动事起后，盐票身价大跌，周扶九收债款时收的25张盐票身价一跌再跌，成了一叠废纸。店主随即对周扶九收来抵债的盐票不予认账，并以扣除周扶九薪水的方式来抵偿自己的损失。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盐票越来越值钱了，一张盐票可值五百两银子以上。一天，周扶九无意间在老婆的针线篓里发现了那25张遗望的盐票，周扶九失而复得盐票后喜出望外，当即便将盐票卖给盐商，获得了一笔不菲的财富。从此，周扶九依靠这第一桶金发家，生意越做越大。
周扶九凭着盐票发家后，举家迁往扬州，并开办了盐号和钱庄，经过多年的打拼成为扬州最大的盐商。他既经营盐的运销，又从事盐的产收，其盐店、盐垣分布通、泰各场。泰属草堰场全部为商垣，由大小37家垣商控制着1035副煎盐垣灶，周扶九是扬州最大盐商。清末民初，因海势东迁，淮南盐业衰落，废灶兴垦大势所趋。周扶九敦请南通张謇筹组草堰场大丰盐垦公司。周扶九在一次发起人谈话会上说：“敝处与刘府(刘梯青)首先提倡，兹承诸君认股赞助，无任欢迎。”大丰盐垦公司成立时，周扶九说：“敝处除以垣产入股外，自当酌认若干(股)。”他说到做到，不仅一次将垣产作价43万元入股外，还投入10余万元现金认购若干股。大丰盐垦公司定额股金200万元，周扶九一人入股的垣产加现金就高达53万余元，占整个公司投资总额的1/4以上。这对大丰滩涂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是一大贡献。像周扶九这样的开明盐商，在两淮是独一无二的。
辛亥革命时，苏北动荡不安，周扶九移家上海，作久住之计。那时，上海商业中心在四马路、棋盘街一带；后来的南京路、北京路，当年还是郊野地区，地价很便宜。周扶九在虹庙一带买入许多地产。等到南京路成为上海商业中心，周扶九手中的地产都是寸金地。
光绪末年，周扶九是由传统的生意转移到新兴产业的，由扬州转移到新兴工商业城市上海。周扶九又举家离开扬州，来到上海，在虹庙一带买下大量地皮，等到南京路成为商业中心时，周扶九又发了一笔大财。周扶九还在汉口、南昌、九江、吉安等地购置大量房产，吉安市有几条街上的房屋为周扶九所建。周扶九在投资大量地皮的同时，周扶九进入上海的黄金买卖，资产扩大五倍，成为上海滩黄金巨子。
周扶九举家迁往上海时已年过花甲，但他仍然在生意场上拼搏，地产、黄金生意之外，他还与清朝状元张骞合资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南通纱厂。周扶九与张勋合作创办了江西首家“九江华丰纱厂”，后改为“久兴纱厂”。到了暮年，他还雄心勃勃，与民国初的江西省省长陶家瑶合股投资兴建南昌至九江的南浔铁路。周扶九在上海后，已是富可敌国，资产达5000万两白银，周扶九的生意保持终生不败。
清末民初,扬州流传萧家的盐,周家的钱,说的是江西吉安的两个巨富撑起扬州半边天。当年在扬州曾流行一句话：“周家的钱，萧家的盐”。这里所说的“周”指的是民国时期的巨贾周扶九，“萧”指的是与周扶九同时代的扬州盐商萧云甫。人们将“萧”“周”并称，可见萧的家产同样也是巨大的。在许多文章中，萧云甫被描述成扬州盐业最后的大佬。在萧云甫等人之后，扬州的盐业帝国走向黄昏。
周扶九初始在同乡在湖南一家开的钱庄当学徒，后从经营盐业起步，进而又从事金融业、房地产业、纺织业等近代实业，先后在南昌、武汉、镇江、南通、长沙、常德、徐州、扬州等地开设钱庄、盐号、商店、工厂、公司等足有数十家之多。关于周扶九在全国各地经营过程中，究竟留下多少房产、田地？周扶九六个儿子，十一个孙子、孙女谁也说不清。到1950仅他其中一个儿媳存有一张地契就有三万亩棉花地。到1966年文革初，最后发放公管房屋定息时，当年仅他其中一个孙儿媳一房拿到一个季度的定息就是二万四千元，故有人称周扶九的家产富可敌国。周扶九去世后其原因有四：第一，其子孙商业才华远逊周扶九。第二，业务范围遍及南方数省，周扶九家业继承人鞭长莫及。下属经理人员营私舞弊，财气散失。第二，时局动荡，军阀混战，军阀借款、要款纷纷相逼，蒙受损失。第三，儿孙挥霍浪费，家门不幸，屡遭劫难。周氏后人在上海居多，亦有在台湾、香港。
古人云：“不求金重重贵，但愿儿孙个个贤。”周扶九凭25张盐票起家，经营几十年，积千万家财，娶有一妻三妾，生有6个少公子。大少、二少虽均婚配，但都早逝，三少从小夭折，四少周徽阁虽任河南捐班侯补道，但未曾到任，五少周锡藩做过七品小京官，但为以巴结肃亲王，加上嫖赌，先后耗费家财100万元。只有六少周黻卿佐理商务，但才能比周扶九差远了，五岁的独生子被人绑票，因而忧郁成疾，过早地离开人世。周扶九的6个儿子有3个夭折或早逝，剩下的3个无建业之志，周扶九逝世后儿子挥金如土，周扶九一世英雄，富可敌国。可惜英雄无后，儿孙商业才华远逊周扶九，无人接替发展周家事业。
“你不在江湖多年，江湖上还有你的传说。”扬州盐商中，周扶九始终是个话题人物，正史中有记，野史中有录，口碑中有传。
光绪末年，每岸线东移，盐产量不断下降。周扶九转移经营方向，把兴趣投向了垦殖业。和另一盐商刘梯青邀请南通实业家张謇到草堰场组建：“大丰盐垦有限公司”，成为最大股东，开垦盐田，种植棉花。大大推进了大丰地区的植棉事业的发展。清末民初，因海势东迁等原因，淮南盐业衰落，废灶兴垦大势所趋。在南通张謇的影响下，周扶九积极主张废灶兴垦。民国6年(1917)，周扶九和另一个垣商刘梯青敦请张謇筹组泰属草堰场大丰盐垦公司，他将所有垣产荡地作价入股外，还投入十余万元现金。大丰盐垦公司定额股金为二百万元，周扶九的全部垣产荡地折价入股，再加上现金股额高达五十三余万元，占整个公司投资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周扶九在一次发起人谈话会上说：“敝处与刘府(刘梯青)首先提倡，兹承诸君认股赞助，无任欢迎。”大丰盐垦公司成立时，周扶九说：“敝处除以垣产入股外，自当酌认若干(股)。”他说到做到，不仅一次将垣产作价43万元入股外，还投入10余万元现金认购若干股。大丰盐垦公司定额股金200万元，周扶九一人入股的垣产加现金就高达53万余元，占整个公司投资总额的1/4以上。这对大丰滩涂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是一大贡献。像周扶九这样的开明盐商，在两淮是独一无二的。大丰公司总面积约七百平方公里，规划面积7.47万公顷，划为35个区，其规模为淮南各盐垦公司之冠。大丰公司的出现与周扶九的实力雄厚是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周扶九还看中了上海的黄金买卖，跻身于上海金融市场。由于实力雄厚，低价买进，待价而沽，往往获得暴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对德宣战，风波迭起，金价大跌，很多商人大抛黄金，弄得倾家荡产。周扶九反其道行之，调动大批资金，大批买进。不久，大战结束，金价猛胀三、四倍，周扶九发了一笔大财。实际上，周扶九在此时的上海金融市场上，已是一个黄金巨头。
周扶九此时已年过花甲，仍然在生意场上冲杀拼搏；他与清朝状元张謇合资创办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南通纱厂，“辫帅”张勋复辟失败，下野回到江西，周扶九又与他合作创办了江西首家九江“华丰纱厂”，后改为“久兴纱厂”。到了暮年，他还雄心勃勃，与民国初的江西省长陶家瑶合股投资兴建南昌至九江的南浔铁路。
周扶九为何如此发财，原因有四：
1.“颗粒归仓”，盐务有关的业务全由自己掌握，包括盐田、盐船、盐号、钱庒等，全部利润归已。
2.及时调整经营方向，如开垦盐田，办纺纱厂，做地产。
3.敢于拼搏，运气特佳。如上海的黄金生意，运气好的周扶九发了大财，运气不好的程霖生倾家荡产。
4.生活俭朴，珍视所得每一文钱，聚沙成塔。
周扶九去世后，其家财逐渐败落，其原因有：
第一，时政变故，国家控制盐业，其它行业受到各方面竞争冲击，其子孙商业才华远逊周扶九。
第二，业务范围遍及南方数省，周扶九家业继承人鞭长莫及。下属经理人员营私舞弊，财气散失。
第三，时局动荡，战乱不息，税费、军费摊派沉重，耗损巨大。
第四，儿孙挥霍浪费，家门不幸，屡遭劫难，财失人亡。
周扶九 (1831--1920)名鹃鹏，字泽鹏，号凌云，江西吉安庐陵县（吉安县）高塘乡人，近代中国扬州最大盐商、上海滩地皮大王、上海滩黄金巨子、近代中国实业家，其资产达5000万两白银，是富可敌国的中国首富。
1831年周扶九出生于江西吉安庐陵县（吉安县）高塘乡，四岁周扶九丧父。扶九只读了几年私塾，16岁由伯父举荐前往同乡在湖南湘潭周永孚笔墨店当学徒。这家绸布号生意涉及安徽、浙江等省。周扶九在绸布号期间深受店主赏识，学徒未满，就联系业务、跑采购、催账收款。
正当周扶九生活走上正轨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绸布号考虑到战乱便要求周扶九赶紧收回外欠的债款，无钱用值钱的实物折抵也行。当时，食盐经营实行“票法”，一张盐票可运销食盐400至1000公斤。因此，盐票就是财富。但太平天国运动事起后，盐票身价大跌，周扶九收债款时收的25张盐票身价一跌再跌，成了一叠废纸。店主随即对周扶九收来抵债的盐票不予认账，并以扣除周扶九薪水的方式来抵偿自己的损失。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盐票越来越值钱了，一张盐票可值五百两银子以上。一天，周扶九无意间在老婆的针线篓里发现了那25张遗望的盐票，周扶九失而复得盐票后喜出望外，当即便将盐票卖给盐商，获得了一笔不菲的财富。从此，周扶九依靠这第一桶金发家，生意越做越大。
周扶九凭着盐票发家后，举家迁往扬州，并开办了盐号和钱庄，经过多年的打拼成为扬州最大的盐商。光绪末年，周扶九又举家离开扬州，来到上海，在虹庙一带买下大量地皮，等到南京路成为商业中心时，周扶九又发了一笔大财。周扶九还在汉口、南昌、九江、吉安等地购置大量房产，吉安市有几条街上的房屋为周扶九所建。周扶九在投资大量地皮的同时，周扶九进入上海的黄金买卖，资产扩大五倍，成为上海滩黄金巨子。
周扶九举家迁往上海时已年过花甲，但他仍然在生意场上拼搏，地产、黄金生意之外，他还与清朝状元张骞合资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南通纱厂。周扶九与张勋合作创办了江西首家“九江华丰纱厂”，后改为“久兴纱厂”。到了暮年，他还雄心勃勃，与民国初的江西省省长陶家瑶合股投资兴建南昌至九江的南浔铁路。周扶九在上海后，已是富可敌国，资产达5000万两白银，周扶九的生意保持终生不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