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走之辽东建立箕氏王朝后,客观上促进了朝鲜半岛的文明开化。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箕子入朝鲜后,带去了先进的殷商文化。他以礼义教化人民,又教给耕织技术。受殷商文明的影响,朝鲜半岛社会有了迅速的进步,产生了自己最早的成文法——《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
这里“乐浪朝鲜民”,指汉武帝时期设置的乐浪郡及其治所朝鲜县的过去箕氏王朝统治时期的百姓。对于“犯禁八条”这一成文法,中朝学者一般认为应该是商、周之际来自中国的流民集团制定的。而成文法的制定,是一个社会具有较高文明的标志。“犯禁八条”虽然内容记载不全,却足以反映箕子朝鲜民众的文明程度。 从在朝鲜平壤城南发现的箕田,也可看出殷商农业文明对于古朝鲜的影响。据朝鲜朝学者韩百谦的《箕田考》记载,箕田方正有规则,与中国商朝甲骨文中的“田”字相吻合;每田分4个区,每区有田70亩,与中国“殷人七十而助”的文献记载相一致。箕田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应该说是受商朝耕作制度影响的结果。
据《史记》记载,箕子在朝鲜立国后,曾经回到周朝国都朝见周王。当经过殷商故国,看到过去华丽的宫殿,如今已成为废墟,禾黍丛生时,箕子十分伤心,便作《麦秀之诗》咏道: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诗中所说的“狡僮”,指的就是商纣王。商朝遗民听到这首诗后,都感伤不已,不禁痛哭流涕。这个故事说明,朝鲜的箕子,与弱周朝之间还有一定的政治往来。
当然,在箕氏朝鲜时期,与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在这方面虽然没有留下具体文字资料,但从考古发现来看,在朝鲜半岛北部各地,出土了大量中国战国时期燕国的货币——明刀钱,多者一次竟达千余枚。这充分说明了燕国与箕氏朝鲜经济往来的密切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