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拿来主义》札记
一、创新必须择旧──读《拿来主义》札记（徐中玉）
（一）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写于1934年6月4日。对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是鲁迅一直非常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他的观点最早偏重于对某些顽固派吹捧“国粹”的批判，接着也批判过一味崇洋、西化的论调。这在当时，他的批判都有针对性，是针对着全盘继承论和全盘否定论两个极端的。两个极端当然都不对，反对走这两个极端，如能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为指导，另外探索正确的道路，本来完全有可能，但由于缺乏“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精神、态度和能力，不少人反而彷徨，甚至害怕起来了，对文学遗产采取了不敢接触，不敢择取的态度。其中，也有一些是主张革新，要求创新的进步人物。在他们看来，不向文学遗产拿点东西，照样可以创造出新文化、新文艺来，仿佛革新与继承是没有什么关系，更没有必然关系的。正是针对着这种新情况，新问题，也怀着不可抑止的激情，写了这篇《拿来主义》。这篇文章中的基本观点，虽然在他成于此文前后的其他文章中也有所表现，但都不如此文表现得集中、全面而且形象生动。为了更详细地理解他这篇文章，我们有必要参看他其他一些文章。不过此文的确是他讨论文学遗产批判继承问题的一篇最重要、最深刻的文章。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今天读时仍觉得虎虎有生气，充满着科学价值与革命精神。因为半个世纪来，被他在这篇战斗檄文里指责为“孱头”，怒骂为“昏蛋”，鄙夷为“废物”的人仍不断出现。
他把不敢接触，不敢择取的人指责为“孱头”。
他把全盘否定论者，要放火烧光遗产的家伙怒骂为“昏蛋”。
他把全盘继承论者，大吸剩下的鸦片者鄙夷为“废物”。
他主张：“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拿来之后，“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
为什么应该这么办？
而为了要做到这一点，他要求从事这一工作，“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二）
大家知道，鲁迅早期曾非常尖锐地抨击过“国粹”。他曾以为要少看中国书，或者竟不看中国书。怎么后来又主张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了呢？这里有没有矛盾？我的看法是：没有矛盾，但有发展。
在很多人顺应社会发展潮流，要求冲破旧文化的桎梏向前迈进的时候，顽固派却涌出来大肆宣扬“国粹”的美妙，一定要大家仍唱老调子。本国独有的东西是否一定好？为什么都该保存，而且仍像神明一样向它膜拜？说是保存“国粹”，实际岂不是在反对革新，妄图保古、复古吗？当时的形势，保存了“国粹”，不抛弃了老调子，要保存我们的国家、人民便很难。而“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热风·随感录三十五》）。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可见，鲁迅在当时条件下狠批“国粹”，是把它作为顽固派妄图复古，反对革新的一块重要招牌来打击的，它打击了“国粹”，也就是打击了反动复古势力。当时文化革命战线上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打击这种复古伎俩，复古势力。显然还没有到对遗产需要提出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时机。
须知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话，乃是鲁迅对当时的青年们说的，他认为当时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暂时不能作文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不要与现实人生离开，应积极做点革新的事（参见《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当时的青年一般对遗产中的糟粕还缺乏辨别力，劝告他们少看或者竟不看，是出于一种爱护，使他们少受或不受毒害。鲁迅从未笼统地要求一切人都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恰恰相反，他多次慨叹过真正懂得遗产中的精华，正确理解遗产的作用的人太少了。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搜集整理了很多古籍；他还想亲自编写一部文学史，可惜未能实现。只要稍加分析，对照事实，就可知道他从批判“国粹”到后来的主张“首先拿来”，其实是并不矛盾的。
当然，其间有发展。主要的危险已经不是复古或崇洋，一般青年已经逐渐长大，有一定辨别力了，创造革命的新文艺的需要更迫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传入以及苏联在批判继承文学遗产方面的某些经验教训的介绍，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鲁迅思想在这一问题上的发展，使得他的观点更加辩证、完整、深化。我觉得，写成于《拿来主义》之前一年的《关于翻译（上）》中间的这一段，透露了发展的重要消息：
……但我们也不能决定苏联的大学院就“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这不但为物力所限，也为了要保护革命的婴儿，不能将滋养的，无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无区别的乱放在他前面。而且强壮，聪明起来，即使将鸦片或吗啡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大危险，但不消说，一面也必须有先觉者来指示，说吸了就会上瘾，而上瘾之后，就成一个废物，或者还是社会上的害虫。
鲁迅也就是在这篇文章里指出这个著名的观点的：“凡作者，和读者因缘愈远的，那作品就于读者愈无害。古典的，反动的，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动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确的指示），倒反可以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作者的努力。”时代不同了，新的青年长大了，要创造革命的新文艺又必须从旧文艺和外国作品中择取有益的东西，所以他就把他随着形势的改变和学习的深入而发展了的思想写在这篇《拿来主义》里了。
（三）
为什么创新必须择旧──择取中国的和外国的旧文化？
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曾引过卢那察尔斯基的一些话，也赞赏过他在革命之初采取的一些措施，例如仍要保存农民固有的美术，怕军人的泥靴踏烂了皇宫的地毯等。这道理，用鲁迅自己的话，便是：“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仍然有所择取。”“古人所创的事业中，即含有后来的新兴阶级皆可以择取的遗产。”（《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先前的遗产，有几位青年以为采用便是投降，那是他们将‘采用’与‘模仿’并为一谈了。”（《致魏猛克》1934年4月9日）文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旧文学衰颓，来了一个新的转变，这转变往往得力于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欧洲的印象派，是吸取了从中国和日本传去的画的养料而形成的。新阶级的文学也一样。文学遗产中一切进步的，合理的，科学的，美的东西，都仍能对新阶级的文学，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艺术方面提供有益的成分。为什么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会成为一个国家创造新文化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就因为可以从旧文化中择用的养料多极了。鲁迅后期杂文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瑰宝，它正是从对地主、资产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中产生的，它批判旧文化中的糟粕，吸收、改造、发展其中对无产阶级有用的成分，它就成了新阶级的新文化的组成部分。不能设想，如果没有择取中国的旧文化，会产生出鲁迅的这种锋利无比的杂文来。
其实不只是新文化，就是无产阶级的新战士，最早又何尝不是从旧社会中培育起来，改造成长的？过去并无无产阶级，就是有了无产阶级之后，很多革命家包括革命导师在内也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受过较长时间的旧教育。旧文化并没有妨碍他们转变立场，甚至成为革命导师。在他们成为革命导师之后，对旧文化还是竭力主张吸收和改造利用的。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反复强调学习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他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如果否定了继承文化遗产的必要性，那么对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的作用，也会否定或怀疑了。这方面我们积下的沉痛教训是非常怵目惊心的。
鲁迅的思想，显然是受到列宁的影响，并同他一致的。
在他写作《拿来主义》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待大力开展，无产阶级文艺质量正待迅速提高。但不少人对文学遗产却不敢接触，中国的外国的旧文化都不要，好像一接触就会被染污、被俘虏过去，不得了。他们也说要成为新人，也说要创造新文艺，”鲁迅指责这种人为“孱头”，实出于如焚的热情，对这种人中的大多数，是由于“恨铁不成钢”，是想借此激出他们的勇气，把他们狠推到前面去。
（四）
对“昏蛋”和“废物”，鲁迅只有愤怒和鞭挞，而对“孱头”则不同，鲁迅讲过很多话，摆事实，讲道理，希望他们不要再这样的害怕。参看一下，可以更好地理解他这篇文章。
第一，他认为避忌旧文化，乃是衰病，无力，缺乏自信的表现；壮健，有魄力，富于自信的人是决不会这样的。他说：“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坟·看镜有感》）他说像这类人物，如果再不振作，就会更加衰弱下去，因为终日战战兢兢，先已丧失活气了。他又说：“我们吃东西，吃就吃，若是左思右想，吃牛肉怕不消化，喝茶时又要怀疑，那就不行了，──老年人才如此。有力量，有自信力的人是不至于此的。”（《关于知识阶级》）如果知识阶级如此胆小，一听到俄罗斯，一看见红色，一看到俄国的小说，就怕得发抖，对西洋文明也唯恐受害，一动也不敢动，怎样能进步呢？岂止不能进步，将来必定要灭亡。他说汉唐虽有边患，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凡取用外来事物时，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而一到衰弊陵夷的时刻，神经就衰弱过敏，对外国东西，便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了。（参见《坟·看镜有感》）我们究竟是甘心当弱者，还是应该努力做强者？
第二，他认为文艺上的创新必须择旧，一味害怕，是决不行的。他说：“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坟·看镜有感》）十年后他在论新木刻时，又指出有两条路，一条是“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另一条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他认为我们对旧文化，无论是中国遗产中的精华还是外国遗产中的良规，实在都还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只要是优点，他说“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第三，他阐明了保存遗产与开创新业的辩证法。他说：“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你要在文艺上有所开拓，有新的建树吗？那就要保存遗产。保存当然不同于保古，不是为了复古。保存下来也不是模仿和照搬，而只能是为了择取优点。如果只为复古、保古而保存，由于大家都反对复古、保古，遗产就保存不住。只有抱着革新的目的，认识到了择旧的重要作用，遗产才会得到大家的重视与爱护，所以真正的革命者才是最理想的遗产保存者，而遗产中的精华，亦只有在革命者手里才能得到开拓，并成为建设新文化的不可缺少的材料。难道我们还能把保存（择取）和开拓、建设割裂了来理解？
（五）
最后，再说说为什么要“不管三七二十一”。
这是流行在我们江南地区的一句口头语。三乘七，二十一，原是对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意思是如果经过考虑决定了要做某件事，认为非做不可了，那就不要再犹豫不决，计议末节，三七是二十一也好，不是二十一也好，反正是做定了，别人的七嘴八舌，亦都由他去。
“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所以文题即为《拿来主义》。如果没有一点勇气，东张西望，畏畏缩缩，欲拿又怕，拿了又不敢分别对待，就不成其为“拿来主义”了。
“拿来主义”好得很，因为它有科学性。如果不先拿来，许多有用的东西就被抹煞、毁灭了，还谈得到什么使用与存放？对旧文化，当然需要“批”，这有利于择取，但若像“四人帮”这些“昏蛋”一样，“批字当头”“大批判开路”，实际是首先要毁灭大批遗产。把遗产大批大批地烧光，或用行政命令投入冷宫，这还怎么能进行择取、谈得到使用呢？只有首先拿来了，不毁灭掉，才能进行择取。你要“批”，尽管“批”，批对了固好，批错了还能够改回来，反正东西仍在，不致无法补救。十年浩劫中我们毁灭了多少文化遗产啊！“拿来主义”好得很，因为它同时也有革命性，创新离不开择旧，不先拿来无从创新。
鲁迅的思想、主张所以特别有力，即在富有科学性。它的革命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而科学性则始终是基础。在批判继承文学遗产的问题上，亦复如此。 三《拿来主义》分析（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这篇短文中，鲁迅通过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把批判继承文化遗产这个观点，精当地概括为“拿来主义”。它的具体内容包括了这样一些方面：
1．“占有”，即“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鲁迅既批判了那种在旧的遗产面前畏首畏尾的“孱头”，也批判了那种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强，而故意毁灭遗产的“昏蛋”。对于这些貌似警惕性很高、革命性很强的“孱头”和“昏蛋”，鲁迅透过表面现象，看出了他们的实质。鲁迅清醒地、坚决地反对了他们所代表的错误倾向，为正确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扫清了第一层障碍。
2．“挑选”，即“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鲁迅把旧的遗产区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对人民有益无害的（即“鱼翅”）要“拿来”，而且“使用”，使之有益于人民的身体健康；一部分是既有毒素又有用处的（即“鸦片”），则要一分为二，正确地吸取、使用它的有用的方面，而清除其有害的毒素；还有一部分是人民根本不需要的（即“烟枪”、“烟灯”和“姨太太”），原则上要加以“毁灭”，有些则酌留少许，送进博物馆，以发挥其对人民的认识和教育作用。总之，是要在“拿来”之后，再根据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细致的鉴别，严格的挑选，从而决定弃取：“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而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对于那种“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的“废物”，也就是那些“全盘继承”论者，鲁迅投以厌恶和鄙夷。这就为正确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扫清了第二层障碍。
3．创新，即“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占有”“挑选”都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新文艺的创造，为了推陈出新。但是，要想很好地推陈出新，就必须勇于批判继承。因此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拿来主义”的光辉思想，贯穿于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一生的言行和著作中。早在五四时期，他就一方面和那些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御用文人，那些主张尊孔读经开倒车的“国粹主义”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的文化遗产，从事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考订、辑录、校勘、评价文化遗产的工作，做出了批判继承的光辉榜样。至于对外国革命文化的介绍，也花去了鲁迅一生中大量的心血。鲁迅从自己参加社会斗争和文艺斗争的革命实践中，深感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复杂性。因此，他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钻研和分析论证，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比如他在《论“旧形式的采用”》（见《且介亭杂文》）一文中就曾指出：旧形式的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在《〈木刻纪程〉小引》一文（见《且介亭杂文》）中，他又具体地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不难看出，鲁迅关于批判继承的这些论述是十分正确和深刻的。
以小见大，就近取譬，通过细小的、人们熟悉的事物的比喻来阐明一个抽象的深刻的道理，这是鲁迅杂文突出的写作特点之一。有些杂文，通篇就是一个比喻。本文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在一篇短短千把字的杂文中，如果正面铺开来谈批判继承这样一个重大的内容非常丰富的问题，要想谈好，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勉强去谈，写出来也很可能完全失去了杂文的特色。
因此，对于杂文的写作得心应手、驾驭自如的鲁迅很自然地回避了这种写法，而是巧妙地用继承一座大宅子来作比喻，通过论述对这所大宅子的态度来阐明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道理。巧妙贴切，生动具体，深入浅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个比喻手法运用得所以巧妙，不仅由于整个比喻是贴切的，而且每一局部的比喻也是贴切的。“孱头”“昏蛋”“废物”自不必说，“鱼翅”“鸦片”“烟枪”“烟灯”“姨太太”之类也无不如此。鲁迅所以善于运用比喻手法，是由于他对所要说明的事物和用来比喻的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都做了细微的观察和揣摩，都下了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功夫。因此，无论整体的比喻还是局部的比喻都让人赞叹佩服，不仅得到了深刻的启示，而且也得到了艺术的愉悦。
比喻手法巧妙运用的结果大大增强了鲁迅杂文的形象性。尽管造成鲁迅杂文形象性的因素很多，但不能不说，比喻手法的巧妙运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鲁迅杂文中的许多比喻贴切自然，乍一看似乎仅仅出之于作者的讽刺才能，其实却植根于作者深厚的生活基础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作者的心目中，早已画就了这一类人物的嘴脸，因此，形诸笔墨便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比如本文中的“孱头”“昏蛋”“废物”这类形象，鲁迅见得太多了，对他们愤怒轻蔑的感情也酝酿已久了，所以一写进文章，这类人物的嘴脸便马上惟妙惟肖地活现出来。
对比的鲜明和反衬的强烈，是本文写作上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本文名为《拿来主义》，但一开头却大谈“闭关主义”“送去主义”，好像绕了一个大弯子。其实这正是鲁迅杂文极有章法、极有功力的表现。先破字当头，切中时弊地展开对“闭关主义”“送去主义”的批判，然后立在其中，提出了“拿来主义”的观点。“闭关主义”“送去主义”，是“拿来主义”的对立物，正好和“拿来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它们的弊端越多，毛病越大，越可以反衬出“拿来主义”的必要和可贵。果然，在历数了“送去主义”的不足取之后，文章急转直下，提出“拿来主义”，便显得顺理成章，很有气势，“拿来主义”的难能可贵也显得十分突出，“闭关主义”“送去主义”等等，便成了“拿来主义”的很好的铺垫。“文似看山不喜平”，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写作经验的总结，是符合表达的需要和人们的欣赏习惯的。鲁迅行文的巧妙和结构文章的功力，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杰出的幽默才能，卓越的讽刺艺术，往往使鲁迅的杂文机趣横生，让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本文虽然是一篇专谈批判继承问题的文章，但作者卓越的幽默和讽刺才能也力透纸背地一再表现出来。作者对于追求时髦的“摩登”作风是一向反感的。在《夜颂》中，他曾经指出过初学时髦的“摩登”女郎脸上的点点油汗，使她们在大庭广众之下露出窘态；在《感旧以后》中，他曾经把那些叭儿文探专施告密的文章称为“摩登”文章，而给以高度的蔑视。在本文中，作者为了讽刺那些“送去主义”的行径和滥调，便说“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既挖苦了“送去主义”，也旁敲侧击了“摩登”作风，可谓一箭双雕。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对邵洵美的讽刺（“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和对国粹家的挖苦（把中国的烟灯和烟枪称为国粹）来，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鲁迅杰出的幽默才能和卓越的讽刺艺术的形成，虽然有作家本人的条件，但从根本上说是当时的斗争环境造成的。正像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