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义及其产生的经济基础
和谐指在多样联系的系统中形成的整体协调。和谐不仅指整齐一律与平衡对称，更重要的还在于差异中见出协调，在不齐中见出整齐；整体上给人匀称一致、和顺适宜的感觉。所以，和谐不同于秩序。马克思主义认为，秩序是一种物质的精神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秩序意味着稳定与均衡，而和谐意味着在自身规律支配下不断趋向的理想状态。和谐可导致秩序，但秩序未必和谐。在封建社会残酷的高压政策下，社会秩序极其稳定，但经济关系、人际关系却极不和谐。
和谐一词用于描述市场运行起源于经济自由主义学派。经济自由主义最初产生于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斗争中，一些崇尚自然法的思想家和经济学者们，大力提倡自由放任主义。他们认为只有受自然法支配的自然秩序才是符合人类幸福的和谐秩序，而违反自然秩序的强制，必然会破坏社会和谐，并于人类有害。同样，在经济生活中，经济内部也存在着一种自动调节的机制，只有放任个人追求其利益，听任其资本和劳动的自由投放、自由转移，国家不加以任何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就会达到协调、均衡。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和谐论将市场主体行为的理性绝对化显然是错误的，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就是明证。后来，以奥地利经济学家F A 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经济自由并不就是绝对放任，而是尽可能利用竞争力量协调人类经济行为，他主张自由竞争与国家有限的干预相结合，以达到和谐[5]。可见，哈耶克也承认了经济和谐是两只手共同作用下的理想状态。因此，笔者认为，作为经济法价值追求的和谐是动态的、相对的，是以市场调节为主，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国家针对市场缺陷，对经济进行干预，排除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障碍，最终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目标。和谐是市场和国家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社会效率最大化是和谐的必然结果，也是评价和谐的一个重要标准。没有和谐的效率，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效率。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它必须以追求经济的和谐发展作为终极价值，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最终谋求社会效率最大化。相反，如果舍弃市场经济规律，一味追求效率，人为破坏市场规则，其结果只能是降低效率，甚至无效率，从而导致经济的崩溃。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波及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其实就是社会对个体效率的盲目倡导所导致的竞争的无序、收入分配的不公、公共产品的匮乏、基础产业的薄弱、生态环境的恶化、产业结构的失调等经济不和谐的必然产物。因此，经济法的终极价值追求只能是经济和谐。
经济和谐理念在经济法中的显现
和谐的价值目标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参照系，国家如何干预经济以及干预经济力度的强弱，都要以市场是否趋向和谐为标准。和谐的理念贯穿于所有的经济法之中，是制订、执行、解释经济法的主要精神。美国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杠杆来实现的，这种调节方式通过改变外部经济环境和市场信号来间接引导企业的经济活动，使市场和谐运行。80年代美国相继通过了《1981年经济复苏法》、《1982年税收公平与财政负责法令》、《1986年税制改革法》等，用税收杠杆来调节投资方向，提高社会效率，实现社会公正。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是联邦德国市场经济中两种相辅相成的手段，目的都是为保证经济和谐发展和社会稳定。1967年联邦德国通过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经济政策的总方针是：通过各种经济财政措施，以达到总体经济的平衡，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同时保持物价稳定、高度就业和外贸平衡[6]。我国的宏观调控法体系也是本着经济和谐的理念正在建立和完善，其总体目标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计划法、产业政策法、金融法、财政宏观调控法等等无不体现了经济和谐的基本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