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军是中国历史上金朝的军队。金国在辽国的北方兴起，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灭掉辽国，灭辽后又灭掉北宋。军事方面采行军民合一的猛安谋克制度，其铁骑兵与火器精锐，先后打败许多强国。
金军大体可分为本族军、其他族军、州郡兵和属国军。前二者为主力，后二者为辅翼。最初，奴隶主、封建主都应从军。领有汉地后，主要实行征兵制，签发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为兵，称为“签军”，到后期也行“募兵制”。
金朝统治中原后，还仿汉制，实行发军俸、补助等措施。对年老退役的军官，曾设“给赏”之例。对投降的宋军，常保留原建制，仍用汉人降将统领。
金军亦以骑兵为主，步兵次之。骑兵一兵多马，惯于披挂重甲。各部族兵增多后，步兵数量大增。水军规模也较大，但战斗力较弱。除冷兵器外，还使用火炮﹑铁火炮﹑飞火枪等火器作战。后来蒙古南侵之时，金军就以火器抗蒙。1232年金将赤盏合喜驻守汴京，“其守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
军事机关原设有都统，后改为元帅府、枢密院等，协助皇帝统辖全军。战时，皇帝指定亲王领兵出征，称都元帅、左右副元帅等临时职位。边防军事机构有招讨司、统军司等。金朝军队采用结合社会与军事制度的猛安谋克制度，也就是百夫千夫长的制度。早在女真族时期，所有成年男子都是战士，平时从事生产，战争时参加战斗，兵器、粮食自几自足。分置人民约一千户为猛安、约一百户为谋克，谋克相当于百夫长，猛安相当于千夫长。万户府下辖诸猛安，猛安下辖谋克，谋克之下还有五十、十、伍等组织。兵员配置大多是一正一副，战时副军可以递补正军。兵为世袭制，兵员可以子弟替代，但不能以奴充任。
随着金朝不断南移，猛安谋克制度与奴隶制互相适应的制度逐渐遭到破坏，“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陈亮集》卷二，《中兴五论》之一“中兴论”）。女真人的日趋文弱化就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金世宗时，阿鲁罕任陕西路统军使，“陕西军籍有阙，旧例用子弟补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鲁罕于阿里喜、旗鼓手内选补”（《金史》卷九一《孛鲁阿鲁罕传》）。
金人入主中原，在经济、文化上处于弱势。这就使他们从统治中原那天起，便面临汉族强势文化的严峻挑战。在两种文化的碰撞、融合中，自觉接受异质文化的优秀成分并为我所用，本来是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遗憾的是，当时包括军队各级军官在内的金朝贵族集团，都已经过上了由汉人供养的优裕生活；整个社会一片歌舞升平。这种情势下，他们对汉文化中勤俭、自强等积极内容已全然不感兴趣，而对其中的消极部分，特别是中原贵族那种“居室之壮，乘舆之贵，宴乐之侈”的阔气、奢靡的生活方式，则十分迷恋。据史载，当时这些人纷纷改汉名，以“雅歌儒服，寄兴吟哦”为时髦，不少人还整日流连勾栏瓦肆，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女真族豪勇、进取的特质早已丧失殆尽。再加上和平环境中缺乏严格训练，致使金军上下日益宴安鸩毒，军备松懈。比如金军本来以能骑善射著称，但有次金世宗过生日，金廷卫队在与南宋使团的射箭比赛中仅中7箭，对方却连中50箭，气得世宗当场便呵斥他们“饱食安卧，专务游惰”。金朝军队的武备衰败，由此可见一斑。
史旭有诗：“郎君坐马臂雕弧，手捻一双金仆姑。毕竟太平何处用，只堪妆点早行图。”，已知“国朝兵不可用，是则诗人之忧思深矣。”。1168年朝廷从猛安谋克中遴选侍卫亲军，而“其中多不能弓矢”（《金史》卷八八《纥石烈良弼传》）。当蒙古兴起后，金军在野狐岭战役等大型战役中惨败，最后南迁汴京。
当享乐、奢靡成为一个王朝的主流价值取向，并浸入到包括军队在内的政权核心部位的时候，即使最高当局呼吁，也已无力回天。1234年，金军主力在蔡州被蒙、宋联军围歼，金朝也走到了它历史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