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出身古吉拉特婆罗门家庭的达耶难陀·萨拉斯瓦蒂(1824～1883年)建立了另一个印度教改革组织“圣社”。萨拉斯瓦蒂不赞成接受西方思想，主张复兴古代雅利安人的信仰。他认为印度教中的迷信和其他弊端来自《往世书》等该教的后期著作，因此他提出口号：“回到吠陀去”。“圣社”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旁遮普和古吉拉特。它由于强调印度人民所熟悉的吠陀信仰，所以突破知识阶层，进一步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参加者亦有不少是手工业者、商人和封建主。萨拉斯瓦蒂也反对偶像崇拜、祖先崇拜、动物献祭，朝觐圣地、寺庙捐赠、童婚、种姓制度和不可接触制度，提倡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重视社会福利。为了从教育入手，启发民智，“圣社”在各地的分会建立了大批学校，影响十分深远。在抵制基督教的渗透上，“圣社”做了很多工作。它的活动削弱了流行的所谓西方种族文化优越论的观点，成功地建立起印度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为以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
但是，“梵社”和“圣社”等组织虽然积极活动，它们影响的范围和人数却始终有限。传统印度教的势力依然很大。事实上，只有把新思想和旧传统结合起来，同时采取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才能有效地把印度教改革运动深入广泛地开展下去。有鉴于此，斯瓦密·维韦卡南达(辨喜，1863～1902年)于1897年在加尔各答建立了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罗摩克里希那(1834～1886年)是辨喜的老师，是一个身为婆罗门，但广泛精通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家。他崇信吠檀多思想，但也不排斥其他宗教和哲学的经典。他主张一神论，却也承认多神论，说正如各不相同的语言用不同的词语表达同一概念一样，世界上的人们也用安拉、诃利、基督、黑天等名字来称呼同一位最高神。它既是一，又是多；既是可见的，又是不可见的；既是沛乎天地的宇宙精神，又是赋形各异的具体象征。他并不排斥偶像崇拜和献祭等宗教仪式，只不过认为它们在亲证一神的各种方式中，还处在比较低级的阶段。但低级阶段总是要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人的精神性也应在这种发展中有所提高。在社会实践上，他主张无私的博爱，指出爱自己的人类同胞就是爱神，因为神乃是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的，尤其是人类之中。辨喜坚持罗摩克里希那的学说，把服务于人类当做印度教信仰的基本精神。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不仅出版杂志和书籍，而且开办学校、医院、施药所和孤儿院。它接受西方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力图把它们和印度的精神结合起来，以跟上时代的步伐。传教会在复旧的外衣下继承了改革的成果，并把改革在广大的印度教徒中间继续进行下去。由于辨喜多次到美洲和欧洲说教鼓吹，吠檀多思想也在西方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19世纪的印度教改革常常带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性质。改革使得欧洲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开始在群众中传播，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改革也启发了印度人员的民族主义觉悟，培养了一批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为民族解放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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