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以后,"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这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立世的基础。治水活动以后华夏文明进入了新的时期,从夏商至春秋战国两千多年,由部族蜕变为周天子封建下的诸侯列国,由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过渡到灌溉农业。其间两千年水利的历史意义不仅体现在水对农业的支撑,更重要的是华夏民族对疆域内山川江河的地理认知。 治水活动以后即距今三千年前后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地理发现的时代:行政区划——九州产生,江河湖泊定名。 《禹迹图》石碑拓片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带来了水利科学技术辉煌的奠基。中国传说时代对疆域及其资源的认知,在春秋战国时期通过诸子百家著述得到厘清和归纳。同时期被记录下来的还有史前期黄淮海流域的自然环境,黄河下游河道基本情况。对水利最重要的贡献是战国时期区域水土资源的分类、水资源利用的技术策略,以及河流水力学理论的闻述,这些为后来水利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基础。 （一）九州区划与江河命名 《尚书・夏书》称禹治水:"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这是先秦时对夏朝疆域的大致划定。夏朝还以"四渎"为其疆域东南西北的四至,"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准"。济水发源河南济源市,其水道后为黄河所夺,流经今河南郑州、封丘,山东定陶、东平、济南,至博兴入海。 当时黄河在河北沧州以北入海。这个范围正是分布在山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和山东西南即二里头夏文化遗址范围。这一切与治水有密切相关，先秦时期诸子阐释疆域往往以禹治水而后水落州分为起源,遂引申到最早的行政区划一州。以禹为首的华夏部落与不同区域不同氏族治水的行动,加速了各氏族间的融合,各部落认识了部落领地以外更大范围的山川江河,使江河成为政区最早划分的依据,并在后世多有沿袭。 《山海经・海内经》:"马卒布土以定九州「 ”《禹贡》的九州为:冀、充、青、徐、扬、荆、豫、梁、雍。同时期成书的《周礼・职方氏》则为冀、充、青、扬、荆、豫、雍、幽、并九州。不同文献表述的九州略有不同。两者的出入是《禹贡》徐梁二州,而《周礼》为幽并二州,这一差异是因为《马贡》与《周礼》成书时间不同,周天子封地有所不同,或反映了不同区域的开发程度和人口密度。《准南子・修务训》:"(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 这是汉代人对治水与政区因果关系的阐释。 与九州同时被记载的湖泊和江河,是中国疆域最早获得命名的水体。到战国时人们将诸侯国领地与九州所在一一对应," 何谓九州? 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 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 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 东方为青州,齐也。 泗上为徐州,鲁也。 东南为扬州,越也。 南方为荆州,楚也。 西方为雍州,秦也。 北方为幽州,燕也"。 何谓"九河"? 自战国时期至西汉著作《尚书》《山海经》《吕氏春秋》《周礼》《准南子》大同小异,反映了相应时期江河流域的开发程度。 西汉《淮南子・地形训》对江河水系的闻释最有代表性: "何谓九薮?日越之具区,楚之云梦,秦之阳纡,晋之大陆,郑之圃田,宋之孟诸,齐之海隅,赵之钜鹿,燕之昭余。…何谓六水?日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准水。"六水中不含先秦四渎中的济水,西汉末年黄河屡屡决溢夺济水水道,时济水已经为鸿沟水系所取代。 此外西汉对江河地理的认知从中原扩展至东北地区。12世纪时,南宋人将先秦记载的九州、九薮落实到当时的地图上，一千多年的行政区沿革,河流湖泊演変,南宋人已经把握得非常清晰。 宋代《九州山川实证总图》 西周至战国时期按区域地对水土资源系统的归纳,无疑是中国水利最值得称道的贡献,它开启了基于水资源基本条件,规划灌溉、水运、农业的先河。 《尚书・禹贡》是基于西周疆域的水土资源规划。《禹贡》对九州土壤作了分类,并以是否适合农作物生长定其高下。冀州土质为白壤,其"田中中";兖州"黑坟",其"田中下";青州为"白坟",其"田上下";徐州为"赤埴坟",属"田上中";扬州、荆州系"涂泥",为"田下下"或"田下中";豫州的土壤属"壤"和"坟垆",为"田中上";梁州是"青黎"土,为"田下上";雍州是"黄壤",系"田上上"。 《周礼・职方氏》是战国人论述夏属官"职方氏"职掌的专书,书中包括九州疆域、江河水系、畜牧家畜,衣作物、人口情况等,是对中国区域水资源最早的系统阐述。表达了西周以来"我理我疆"封建行政的理念,较之《禹贡》更为系统,针对性更强。 《职方氏》将九州水资源分为泽数、川、浸三种类型。泽薮是人们从事水产和渔业的水域的湖泊;川是可以通水运的江河水道;浸特指有灌溉之利的塘泊或河流。 《职方氏》一一列举各州的疆域及其水资源分布情况。 《职方氏》更对各州土壤适合种植的作物种类有全面的总结。称扬州、荆州宜稻,豫州宜种谷五种(即黍、稷、菽、麦、稻),青州宜稻、麦,充州宜黍、稷、稻、麦四种,雍州宜黍、稷,幽州宜黍、稷、稻三种,冀州宜黍、稷,并州宜谷五种"。九州之内,除雍州,冀州,其余七州都宜种稻。稻作衣业普及,反映出其时气候条件较为温暖,水利设施也有基本保证。 后于《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的典籍,还有战国末期的《管子》、西汉的《准南子》等,对水土规划有更强的针对性。 《管子・地员》针对土壤特性将土坏分为90种,并指出相应的适宜种植的农作物。各种土壤按肥力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按品质排次序,依次为:粟土、沃土、位土、隐土、壤土、浮土六等。 每一种再细分为赤、青、白、黑、黄五类。每一等级的土有两类适宜植物,则九州之 *** 90类,适宜植物凡36种。 《准南子・地形训》则主要阐释不同河流灌溉水质与作物的关系:"汾水濛浊而宜麻,济水通和而宜麦,河水中浊而宜菽,洛水轻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汉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 春秋末期楚国的税赋策略是一例区域水资源规划与应用的著名案例。 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楚国司马蒍掩受命理清封国内税赋来源。他在楚地开展了对山林、湖泊、土地、农作物种植种类等的一系列调查,并据此制订陂塘、堤防建设以及土地整治的规划。掩最后根据资源情况向令尹子木提出了楚国量入收赋的策略,以及在封地内征收车、马、兵、甲的数量标准。楚国对自己疆域内水土资源情况的把握,使得能够建立较为合理的税赋制度。 南宋《舆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