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吕梁兴县碧村遗址位于晋西北兴县高家村镇,地处蔚汾河的入黄河口处,是近年发现的一处龙山时代晚期石城遗址,该遗址出土的玉器填补了晋西北龙山时代玉器的空白。
经过近三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对碧村遗址的年代、性质及聚落结构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这为深入了解该遗址出土玉器提供了重要背景资料。本文将在介绍碧村遗址玉器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特征及文化因素,并结合周边相关发现进行宏观考察,进而探讨相关问题。
一、碧村遗址出土玉器基本情况
(一) 出土概况
碧村遗址是晋西北目前已知发现龙山时期玉器最为集中的地点,尤其是该遗址中心的小玉梁,曾有大量玉器被盗。2017年,我们对该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和发掘,确认了该遗址面积及年代,并对曾出土大量玉器的小玉梁地点进行了两次重点发掘,基本弄清了其遗存分布情况。
〔图一〕 小玉梁地点玉器出土位置图
发掘表明小玉梁台地边缘存在石砌围墙,围墙内面积约4000平方米,其中部为一组坐东朝西的石砌排房;排房背后(即东面)为灰坑集中区,应属排房主人的生活垃圾堆放区;排房前方即西面堆积简单,并不见任何生活垃圾,可能是当时的活动广场截至目前,整个小玉梁地点在围墙范围内经正式发掘出土的玉器有如下三例(其他标本非考古发掘出土,但均在小王梁地点发现),分别位于排房背后的灰坑区和南围墙附近〔图一〕。
〔图二〕 H24出土部分陶器
〔图三〕 小玉梁地点出土玉器残片
1. H24出土玉璧残件 2. H34出土玉铖残件 3. M7随葬方形玉牌
1.2016年发掘的H24,位于排房背后,是该区域规模最大的一座灰坑,直径约4米,出土敛口斝、腰隔甗、浅盘豆等〔图二〕,还有玉璧等残件〔图三:1〕。
2.在南围墙附近清理的H34出土有玉钺残片〔图三:2〕。
3.除灰坑外,在M7死者左侧盆骨附近随葬有一件方形玉牌〔图三:3〕。
由上可知,碧村遗址出土玉器的单位有灰坑和墓葬等,表明其在日常生活和丧葬中都有用玉的情况。从小玉梁地点石砌建筑规模及结构来看,该组建筑的主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控制着聚落内的玉器这一稀缺资源。
(二)典型器形
碧村遗址出土玉器以青色、墨色和浅黄色为主,典型器类包括璧、刀、钺、琮、璜等,前已有少量发表,此处略作补充。
〔图四〕 碧村遗址出土玉璧
1. 大孔璧 (A024) 2. 小孔璧 (A025)
3-5. 多璜联璧 (A015、A008、A006) 6-8. 牙璧 (A001、A004、A003)
〔图七〕 碧村遗址出土玉璧及相关比较
1-8. 碧村 (A024、A025、A015、A008、A006、A001、A004、A003) 9、11-13、15、16. 陶寺 (M1361:8、M3021:2、M1449:1、M3033:8、2005JXTIIT7464:7、 M1365:4) 10、14. 清凉寺(M53:1、M100:7) 17、18. 卢山峁 19-23. 石峁
大孔璧A024,浅黄色。直径12.3厘米、好径7.5厘米、肉宽2.4厘米、厚0.1-0.2厘米〔图四:1;图七:1〕。
小孔璧A025,墨玉。直径12.7厘米、好径5.5厘米、肉宽3.6厘米、厚0.1-0.2厘米〔图四:2;图七:2〕。
多璜联璧A015,青玉。外缘呈方形,由两片玉璜组成。边长10.7-12.6厘米、好径5.8厘米、肉宽2.5厘米、厚0.2厘米〔图四:3;图七:3〕。
A008,青玉。有褐色斑块,由两个玉璜组成,两璜之间有对应的一组穿孔。外缘直径9.1厘米、好径6.1厘米、肉宽1.5厘米、厚0.5-0.6厘米〔图四:4;图七:4〕。
A006,青白玉。由三片玉璜组成,器表抛磨光滑,每片玉璜两端各有一个穿孔,均为单面钻。外缘直径10.2厘米、好径4-4.5厘米、肉宽2.7厘米、厚0.3厘米〔图四:5;图七:5〕。
牙璧A001,浅灰色。外缘近方形,三组扉牙。边长10.4厘米、好径6.8厘米、肉宽1.8厘米、厚0.1-0.4厘米〔图四:6;图七:6〕。
A004,青玉。制作规整,器表光滑,四组扉牙,无齿饰,牙根处有线绳拉锯的割痕。外缘直径12.5厘米、好径6.3厘米、肉宽3.1厘米、厚0.2-0.3厘米〔图四:7;图七:7〕。
A003,墨玉。三组扉牙,各组扉牙的一侧有连续的齿饰。最大径11.6厘米、好径4.8厘米、肉宽3.3厘米、厚0.1-0.2厘米〔图四:8;图七:8〕。
〔图五〕 碧村遗址出土玉刀、玉钺及玉琮
1、3. 玉钺 (A017、A016) 2、6. 玉刀(A014、B006) 4、5. 玉琮(A011、A012)
〔图八〕 碧村遗址出土玉刀及相关比较
1、3. 碧村 (A014、A006) 2、4. 石峁
6. 新华 (99K1:121) 5、7. 陶寺(M3031:8、M3151:2)
玉刀B006,青白玉。刀身略宽,柄端略窄,穿孔三个。长26.6厘米、宽4-4.8厘米〔图五:6;图八:1〕。
A014,青玉。双孔,斜向双面刃,中间厚、两侧薄,一面残留红色朱砂。长10.8厘米、宽4.1-4.8厘米、器身厚0.5厘米、刃厚0.1厘米〔图五:2;图八:3〕。
〔图九〕 碧村陶寺及新华遗址出土玉钺比较
1、4. 碧村 (A016、A017) 2、5. 陶寺(M3168:10、M3172:2)
3、6. 新华(99K1:3、6)
玉钺A016,墨玉。梯形,尾端中部及末端边缘各置一穿孔,下端双面开刃。刃宽7.5厘米、尾端宽6.7厘米、长11.3厘米〔图五:3;图九:1〕。
A017,青玉。长条形,单向穿孔,弧刃。长29.7厘米、宽8厘米、器身厚0.3-0.4厘米、刃厚0.1厘米〔图五:1;图九:4〕。
〔图十〕 碧村及其他遗址出土玉琮比较
1、5. 碧村 (A012、A011) 2、6. 陶寺(M1267:2、M3168:7)
3、7. 石峁 4、8.(李庄坪、后柳沟)
玉琮A011,墨玉泛青色。内圆外方,琮体四面中部各有两道平行阴线,上端置射口,四隅各有一转角窄台。外饰瓦棱纹。外缘边长7.5-7.9厘米、内缘直径6.3厘米、通高4.6厘米〔图五:4;图十:2〕。
A012,青白玉。内圆外方,矮体,上下均有射口。素面。长7厘米、宽7厘米、高3.5厘米〔图五:5;图十:1〕。
〔图六〕 碧村遗址出土玉璜
1. 玉璜 (A023) 2. 玉璜 (A020)
〔图十一〕 碧村遗址出土玉璜
1. 环形璜 (A023) 2. 折角璜 (A020)
玉璜A023,青玉。环形璜,两端均呈鸟首状,且各有一穿孔。素面。最大径11.6厘米、宽2厘米、器身厚0.3厘米〔图六:1;图十一:1〕。
A020,乳白色。折角璜,两端首呈虎形,且各有一对穿孔。素面。两端间距长14.5厘米、宽1.8-4厘米、器身厚0.5厘米〔图六:2;图十一:2〕。
二、文化因素分析
碧村遗址出土玉器多为盗扰发现,缺乏原始出土资料,但晋陕龙山时期同类玉器已有较多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特别是晋南陶寺、清凉寺、下靳遗址,陕北新华、石峁、卢山峁遗址以及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玉器的发现7,为探讨碧村遗址玉器典型器形及其文化因素提供了一些参考。
碧村遗址玉璧发现较多,主要为圆形璧,且类型丰富。包括大孔璧、小孔璧、多璜联璧、牙璧;其中大孔璧发现最多〔图七:1〕,少见小孔璧〔图七:2〕,部分玉璧表面保留切割形成的台痕;多璜联璧中孔呈圆形,外缘呈圆形或方形,由双簧、三璜等形式〔图七:3-5〕;牙璧多三牙和四牙,个别牙璧还有齿饰〔图七:6-8〕。这些类型玉璧在晋南、陕北也较常见〔图七:9-16、17-23〕。但碧村遗址较少见方形璧和小孔璧,这类情况与陕北较一致,而与晋南略有区别。方形璧流行于山东龙山文化,而小孔璧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类,这两者后来成为齐家文化的特色器类,处于中间地带的晋南应起到了一定的传递作用。目前,关于玉璧具体用途在晋陕北部地区考古发掘中缺乏例证,而晋南陶寺、清凉寺、下靳等墓地发现同类玉璧较多,揭示了其部分功用,这些玉璧或套于死者腕、臂部,或平置于胸腹及手部,多作腕饰和礼器之用。
玉刀多为方形和长条形,流行穿孔,有双孔和多孔之分。双孔玉刀穿孔位于近背部,刀身呈长方形〔图八:3〕。多孔玉刀近背部一般置有数孔,尾端中部或有穿孔,多呈长条形,弧刃〔图八:1〕,这类玉刀源于东面的薛家岗文化,逐渐向西波及,齐家文化发现的大量多孔玉刀即与之有关。陕北新华、石峁与碧村遗址相似,流行方形与长条形玉刀〔图八:2、4〕,还有零星梯形玉刀〔图八:6〕,且其穿双孔一个位于背部,一个位于尾端中部。晋南与之不同的是,陶寺、清凉寺遗址多条形双孔石刀〔图八:5〕,还有一些梯形石刀〔图八:7〕。根据晋南、陕北玉刀的发现情况来看,其不仅多用于祭祀,也作为墓葬随葬品,陶寺墓葬玉刀多顺置于下肢附近,常与钺、璧、琮等同出,碧村遗址也发现有这样的情况。
碧村遗址出土玉钺主要有上窄下宽的梯形玉钺〔图九:1〕,上下等宽的条形玉钺〔图九:4〕。这类玉钺通常在柄部中央置一穿孔,部分在边缘置另一穿孔。梯形、条形玉钺同样也流行于晋南、陕北;陶寺遗址出土玉钺除单孔和双孔外〔图九:2、5〕,还有个别柄端附近置三孔者;陕北地区玉钺同样是柄端多单孔和双孔〔图九:3、6〕。玉钺以往主要见于墓葬和祭祀坑内。如陶寺遗址玉钺多随葬于男性墓葬,横置于肱骨附近;新华祭祀坑玉钺多为单孔梯形。
玉琮均为方形矮体,短射,内圆外方,中孔圆形,外侧为方形或圆角方形〔图十:1、5〕。晋南陶寺、清凉寺及陕北石峁遗址玉琮与之类似,多为矮体短射的方形琮〔图十:2、3、6、7〕;上述区域均缺乏齐家文化的高体琮〔图十:8〕,齐家文化玉琮多为方形琮〔图十:4〕,基本不见晋陕地区的圆形玉琮,流行素面或瓦棱纹。关于玉琮用法,陶寺墓地有一些发现,如套于臂部的,也有平置于臂部、胸腹之间等情况,这为认识玉琮使用方式提供了实例。
除璧、刀、钺、琮外,碧村遗址还见有一类特色器形玉璜,如鸟首环形璜、虎首折角璜等〔图十一:1、2〕,这些类型的玉璜在东部地区较为流行,具有明显的东方因素。
总的来看,碧村遗址玉器常见的大孔璧、多璜联璧、牙璧、多孔刀、双孔刀、梯形钺、条形钺、矮体琮等典型器形与陕北、晋南地区基本一致,部分与齐家文化玉器存在一些差异,表明这一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对玉器这类稀缺资源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文化认知,这一文化认同的范围远远超出以陶器为代表的区域界线,其规格较陶器更加珍贵,是史前时期中上层社会互动及区域物质文化交流的写照。
三、河套地区龙山
时期玉器的宏观考察碧村所在的晋西以及黄河西岸的陕北地区,是中国早期石城的主要分布区之一,也是河套地区发现龙山时期玉器较多的区域。目前,该区域黄河东岸出土的龙山时期玉器以碧村遗址为代表,黄河西岸的榆林、延安地区则发现有多个遗址出土玉器,典型代表有石峁、新华、芦山峁等遗址。
这些出土玉器的遗址规模大小不一,性质也不尽相同。规模最大的是石峁古城,达四百多万平方米,据初步统计该遗址出土玉器数量达近千件。此外,芦山峁、碧村遗址规模接近百万平米,两者均为各自区域的大型聚落,出土了不少精美玉器。除上述大型聚落外,一些仅几万平方米的遗址也同样有不少玉器发现,如位于神木县西南大保当彭素圪垯南坡的新华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为龙山晚期的一处小型聚落,在祭祀坑K1内出土玉器36件,以片状的刀、钺为主。从几万平方米、数十万平方米乃至数百万平方米的遗址均有发现玉器的情况,可见玉器并非大型遗址的专利,而是各类社群追逐的对象,是社会内部分化的表现,在各类遗址中都可能存在有实力使用玉器的上层群体。
根据石峁、新华、碧村等遗址发掘情况,河套地区玉器出土状况较复杂,表明其用玉习俗的多元化。这些玉器或见于墓葬,如碧村M7;或出于祭祀坑,如新华K1;石峁外城东门址发现的部分玉器或藏于墙体内,或位于上下两层地面之间的垫土中,或位于墙根附近;另外,一些灰坑内也发现有部分玉器残件如碧村H24、H34等,属于废弃的生活残件。从出土背景来看,这些玉器主要用于随葬和祭祀,在生活垃圾区发现的残件,说明也存在一部分生活用玉。墓葬出土玉器在晋南龙山时期发现较多,河套地区常见的璧、刀、钺、琮等在该区域龙山时期墓葬中多有发现,这也为了解河套龙山时期葬玉习俗提供了参考。
关于河套地区这些玉器的年代,目前已有一些数据。碧村遗址小玉梁地点遗存的年代较为明确,主要为龙山晚期,2015年测年数据显示其绝对年代上限约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下限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
除了碧村小玉梁地点测年数据外,与碧村遗址玉器基本雷同的新华遗址也有绝对年代数据,约在公元前2150-1900年,与碧村小玉梁地点年代基本一致,绝对年代约在夏初前后。另据相关研究表明,石峁遗址玉器年代相当于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芦山峁遗址玉器多与新华、石峁遗址相似,其时代与后几者接近。所以,目前河套地区发现的这些玉器年代集中于龙山晚期,绝对年代的下限已进入夏纪年范围。这一时期石城在河套地区大量出现,石峁古城也逐步达到其鼎盛时期,玉器在黄河两岸的晋陕北部地区得到进一步传播,并在丧葬、祭祀、生活中广泛运用,形成了河套地区先秦玉文化的第一次高峰。
四、结语
碧村遗址是晋西北目前已知出土玉器最为集中的遗址,该遗址玉器以大孔璧、多璜联璧及牙璧、刀、钺、琮为基本器类,这些玉器部分为墓葬随葬品,部分为生活用玉,暂未发现各类祭祀用玉的现象。其器形特征与陕北、晋南地区龙山晚期同类器物基本相同,但也有明显的东方因素,表明在黄河中游不同文化区内,对玉器这一稀缺资源不仅形成了统一的文化认知,还应存在大量的采玉及远程物资文化的交流行为。根据对碧村所在河套地区相关遗址的考察,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以碧村、石峁、新华等遗址所出玉器为代表的河套地区玉器绝对年代均在夏初前后,这一时期也是河套地区空前繁荣的阶段,以石城为代表的各类遗址大范围兴起,跨区域的中心聚落石峁古城也发展到其顶峰阶段,社会分化空前加剧,玉器广泛用于祭祀、随葬、奠基等,甚至是一些小型聚落如神木新华,也有获得玉器这类稀缺资源的机会,大型聚落如石峁、芦山峁、碧村等遗址更是出土玉器的主要地点,这也迎来了河套地区先秦时期用玉的第一个高峰期。
文章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03期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