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吕梁兴县碧村遗址位于晋西北兴县高家村镇，地处蔚汾河的入黄河口处，是近年发现的一处龙山时代晚期石城遗址，该遗址出土的玉器填补了晋西北龙山时代玉器的空白。
经过近三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对碧村遗址的年代、性质及聚落结构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这为深入了解该遗址出土玉器提供了重要背景资料。本文将在介绍碧村遗址玉器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特征及文化因素，并结合周边相关发现进行宏观考察，进而探讨相关问题。
一、碧村遗址出土玉器基本情况
(一) 出土概况
碧村遗址是晋西北目前已知发现龙山时期玉器最为集中的地点，尤其是该遗址中心的小玉梁，曾有大量玉器被盗。2017年，我们对该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和发掘，确认了该遗址面积及年代，并对曾出土大量玉器的小玉梁地点进行了两次重点发掘，基本弄清了其遗存分布情况。
〔图一〕 小玉梁地点玉器出土位置图
发掘表明小玉梁台地边缘存在石砌围墙，围墙内面积约4000平方米，其中部为一组坐东朝西的石砌排房;排房背后(即东面)为灰坑集中区，应属排房主人的生活垃圾堆放区;排房前方即西面堆积简单，并不见任何生活垃圾，可能是当时的活动广场截至目前，整个小玉梁地点在围墙范围内经正式发掘出土的玉器有如下三例(其他标本非考古发掘出土，但均在小王梁地点发现)，分别位于排房背后的灰坑区和南围墙附近〔图一〕。
〔图二〕 H24出土部分陶器
〔图三〕 小玉梁地点出土玉器残片
1. H24出土玉璧残件 2. H34出土玉铖残件 3. M7随葬方形玉牌
1.2016年发掘的H24，位于排房背后，是该区域规模最大的一座灰坑，直径约4米，出土敛口斝、腰隔甗、浅盘豆等〔图二〕，还有玉璧等残件〔图三：1〕。
2.在南围墙附近清理的H34出土有玉钺残片〔图三：2〕。
3.除灰坑外，在M7死者左侧盆骨附近随葬有一件方形玉牌〔图三：3〕。
由上可知，碧村遗址出土玉器的单位有灰坑和墓葬等，表明其在日常生活和丧葬中都有用玉的情况。从小玉梁地点石砌建筑规模及结构来看，该组建筑的主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控制着聚落内的玉器这一稀缺资源。
(二)典型器形
碧村遗址出土玉器以青色、墨色和浅黄色为主，典型器类包括璧、刀、钺、琮、璜等，前已有少量发表，此处略作补充。
〔图四〕 碧村遗址出土玉璧
1. 大孔璧 (A024) 2. 小孔璧 (A025)
3-5. 多璜联璧 (A015、A008、A006) 6-8. 牙璧 (A001、A004、A003)
〔图七〕 碧村遗址出土玉璧及相关比较
1-8. 碧村 (A024、A025、A015、A008、A006、A001、A004、A003) 9、11-13、15、16. 陶寺 (M1361:8、M3021：2、M1449：1、M3033：8、2005JXTIIT7464：7、 M1365：4) 10、14. 清凉寺(M53：1、M100：7) 17、18. 卢山峁 19-23. 石峁
大孔璧A024，浅黄色。直径12.3厘米、好径7.5厘米、肉宽2.4厘米、厚0.1-0.2厘米〔图四：1;图七：1〕。
小孔璧A025，墨玉。直径12.7厘米、好径5.5厘米、肉宽3.6厘米、厚0.1-0.2厘米〔图四：2;图七：2〕。
多璜联璧A015，青玉。外缘呈方形，由两片玉璜组成。边长10.7-12.6厘米、好径5.8厘米、肉宽2.5厘米、厚0.2厘米〔图四：3;图七：3〕。
A008，青玉。有褐色斑块，由两个玉璜组成，两璜之间有对应的一组穿孔。外缘直径9.1厘米、好径6.1厘米、肉宽1.5厘米、厚0.5-0.6厘米〔图四：4;图七：4〕。
A006，青白玉。由三片玉璜组成，器表抛磨光滑，每片玉璜两端各有一个穿孔，均为单面钻。外缘直径10.2厘米、好径4-4.5厘米、肉宽2.7厘米、厚0.3厘米〔图四：5;图七：5〕。
牙璧A001，浅灰色。外缘近方形，三组扉牙。边长10.4厘米、好径6.8厘米、肉宽1.8厘米、厚0.1-0.4厘米〔图四：6;图七：6〕。
A004，青玉。制作规整，器表光滑，四组扉牙，无齿饰，牙根处有线绳拉锯的割痕。外缘直径12.5厘米、好径6.3厘米、肉宽3.1厘米、厚0.2-0.3厘米〔图四：7;图七：7〕。
A003，墨玉。三组扉牙，各组扉牙的一侧有连续的齿饰。最大径11.6厘米、好径4.8厘米、肉宽3.3厘米、厚0.1-0.2厘米〔图四：8;图七：8〕。
〔图五〕 碧村遗址出土玉刀、玉钺及玉琮
1、3. 玉钺 (A017、A016) 2、6. 玉刀(A014、B006) 4、5. 玉琮(A011、A012)
〔图八〕 碧村遗址出土玉刀及相关比较
1、3. 碧村 (A014、A006) 2、4. 石峁
6. 新华 (99K1：121) 5、7. 陶寺(M3031：8、M3151:2)
玉刀B006，青白玉。刀身略宽，柄端略窄，穿孔三个。长26.6厘米、宽4-4.8厘米〔图五：6;图八：1〕。
A014，青玉。双孔，斜向双面刃，中间厚、两侧薄，一面残留红色朱砂。长10.8厘米、宽4.1-4.8厘米、器身厚0.5厘米、刃厚0.1厘米〔图五：2;图八：3〕。
〔图九〕 碧村陶寺及新华遗址出土玉钺比较
1、4. 碧村 (A016、A017) 2、5. 陶寺(M3168：10、M3172：2)
3、6. 新华(99K1：3、6)
玉钺A016，墨玉。梯形，尾端中部及末端边缘各置一穿孔，下端双面开刃。刃宽7.5厘米、尾端宽6.7厘米、长11.3厘米〔图五：3;图九：1〕。
A017，青玉。长条形，单向穿孔，弧刃。长29.7厘米、宽8厘米、器身厚0.3-0.4厘米、刃厚0.1厘米〔图五：1;图九：4〕。
〔图十〕 碧村及其他遗址出土玉琮比较
1、5. 碧村 (A012、A011) 2、6. 陶寺(M1267：2、M3168：7)
3、7. 石峁 4、8.(李庄坪、后柳沟)
玉琮A011，墨玉泛青色。内圆外方，琮体四面中部各有两道平行阴线，上端置射口，四隅各有一转角窄台。外饰瓦棱纹。外缘边长7.5-7.9厘米、内缘直径6.3厘米、通高4.6厘米〔图五：4;图十：2〕。
A012，青白玉。内圆外方，矮体，上下均有射口。素面。长7厘米、宽7厘米、高3.5厘米〔图五：5;图十：1〕。
〔图六〕 碧村遗址出土玉璜
1. 玉璜 (A023) 2. 玉璜 (A020)
〔图十一〕 碧村遗址出土玉璜
1. 环形璜 (A023) 2. 折角璜 (A020)
玉璜A023，青玉。环形璜，两端均呈鸟首状，且各有一穿孔。素面。最大径11.6厘米、宽2厘米、器身厚0.3厘米〔图六：1;图十一：1〕。
A020，乳白色。折角璜，两端首呈虎形，且各有一对穿孔。素面。两端间距长14.5厘米、宽1.8-4厘米、器身厚0.5厘米〔图六：2;图十一：2〕。
二、文化因素分析
碧村遗址出土玉器多为盗扰发现，缺乏原始出土资料，但晋陕龙山时期同类玉器已有较多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特别是晋南陶寺、清凉寺、下靳遗址，陕北新华、石峁、卢山峁遗址以及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玉器的发现7，为探讨碧村遗址玉器典型器形及其文化因素提供了一些参考。
碧村遗址玉璧发现较多，主要为圆形璧，且类型丰富。包括大孔璧、小孔璧、多璜联璧、牙璧;其中大孔璧发现最多〔图七：1〕，少见小孔璧〔图七：2〕，部分玉璧表面保留切割形成的台痕;多璜联璧中孔呈圆形，外缘呈圆形或方形，由双簧、三璜等形式〔图七：3-5〕;牙璧多三牙和四牙，个别牙璧还有齿饰〔图七：6-8〕。这些类型玉璧在晋南、陕北也较常见〔图七：9-16、17-23〕。但碧村遗址较少见方形璧和小孔璧，这类情况与陕北较一致，而与晋南略有区别。方形璧流行于山东龙山文化，而小孔璧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类，这两者后来成为齐家文化的特色器类，处于中间地带的晋南应起到了一定的传递作用。目前，关于玉璧具体用途在晋陕北部地区考古发掘中缺乏例证，而晋南陶寺、清凉寺、下靳等墓地发现同类玉璧较多，揭示了其部分功用，这些玉璧或套于死者腕、臂部，或平置于胸腹及手部，多作腕饰和礼器之用。
玉刀多为方形和长条形，流行穿孔，有双孔和多孔之分。双孔玉刀穿孔位于近背部，刀身呈长方形〔图八：3〕。多孔玉刀近背部一般置有数孔，尾端中部或有穿孔，多呈长条形，弧刃〔图八：1〕，这类玉刀源于东面的薛家岗文化，逐渐向西波及，齐家文化发现的大量多孔玉刀即与之有关。陕北新华、石峁与碧村遗址相似，流行方形与长条形玉刀〔图八：2、4〕，还有零星梯形玉刀〔图八：6〕，且其穿双孔一个位于背部，一个位于尾端中部。晋南与之不同的是，陶寺、清凉寺遗址多条形双孔石刀〔图八：5〕，还有一些梯形石刀〔图八：7〕。根据晋南、陕北玉刀的发现情况来看，其不仅多用于祭祀，也作为墓葬随葬品，陶寺墓葬玉刀多顺置于下肢附近，常与钺、璧、琮等同出，碧村遗址也发现有这样的情况。
碧村遗址出土玉钺主要有上窄下宽的梯形玉钺〔图九：1〕，上下等宽的条形玉钺〔图九：4〕。这类玉钺通常在柄部中央置一穿孔，部分在边缘置另一穿孔。梯形、条形玉钺同样也流行于晋南、陕北;陶寺遗址出土玉钺除单孔和双孔外〔图九：2、5〕，还有个别柄端附近置三孔者;陕北地区玉钺同样是柄端多单孔和双孔〔图九：3、6〕。玉钺以往主要见于墓葬和祭祀坑内。如陶寺遗址玉钺多随葬于男性墓葬，横置于肱骨附近;新华祭祀坑玉钺多为单孔梯形。
玉琮均为方形矮体，短射，内圆外方，中孔圆形，外侧为方形或圆角方形〔图十：1、5〕。晋南陶寺、清凉寺及陕北石峁遗址玉琮与之类似，多为矮体短射的方形琮〔图十：2、3、6、7〕;上述区域均缺乏齐家文化的高体琮〔图十：8〕，齐家文化玉琮多为方形琮〔图十：4〕，基本不见晋陕地区的圆形玉琮，流行素面或瓦棱纹。关于玉琮用法，陶寺墓地有一些发现，如套于臂部的，也有平置于臂部、胸腹之间等情况，这为认识玉琮使用方式提供了实例。
除璧、刀、钺、琮外，碧村遗址还见有一类特色器形玉璜，如鸟首环形璜、虎首折角璜等〔图十一：1、2〕，这些类型的玉璜在东部地区较为流行，具有明显的东方因素。
总的来看，碧村遗址玉器常见的大孔璧、多璜联璧、牙璧、多孔刀、双孔刀、梯形钺、条形钺、矮体琮等典型器形与陕北、晋南地区基本一致，部分与齐家文化玉器存在一些差异，表明这一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对玉器这类稀缺资源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文化认知，这一文化认同的范围远远超出以陶器为代表的区域界线，其规格较陶器更加珍贵，是史前时期中上层社会互动及区域物质文化交流的写照。
三、河套地区龙山
时期玉器的宏观考察碧村所在的晋西以及黄河西岸的陕北地区，是中国早期石城的主要分布区之一，也是河套地区发现龙山时期玉器较多的区域。目前，该区域黄河东岸出土的龙山时期玉器以碧村遗址为代表，黄河西岸的榆林、延安地区则发现有多个遗址出土玉器，典型代表有石峁、新华、芦山峁等遗址。
这些出土玉器的遗址规模大小不一，性质也不尽相同。规模最大的是石峁古城，达四百多万平方米，据初步统计该遗址出土玉器数量达近千件。此外，芦山峁、碧村遗址规模接近百万平米，两者均为各自区域的大型聚落，出土了不少精美玉器。除上述大型聚落外，一些仅几万平方米的遗址也同样有不少玉器发现，如位于神木县西南大保当彭素圪垯南坡的新华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为龙山晚期的一处小型聚落，在祭祀坑K1内出土玉器36件，以片状的刀、钺为主。从几万平方米、数十万平方米乃至数百万平方米的遗址均有发现玉器的情况，可见玉器并非大型遗址的专利，而是各类社群追逐的对象，是社会内部分化的表现，在各类遗址中都可能存在有实力使用玉器的上层群体。
根据石峁、新华、碧村等遗址发掘情况，河套地区玉器出土状况较复杂，表明其用玉习俗的多元化。这些玉器或见于墓葬，如碧村M7;或出于祭祀坑，如新华K1;石峁外城东门址发现的部分玉器或藏于墙体内，或位于上下两层地面之间的垫土中，或位于墙根附近;另外，一些灰坑内也发现有部分玉器残件如碧村H24、H34等，属于废弃的生活残件。从出土背景来看，这些玉器主要用于随葬和祭祀，在生活垃圾区发现的残件，说明也存在一部分生活用玉。墓葬出土玉器在晋南龙山时期发现较多，河套地区常见的璧、刀、钺、琮等在该区域龙山时期墓葬中多有发现，这也为了解河套龙山时期葬玉习俗提供了参考。
关于河套地区这些玉器的年代，目前已有一些数据。碧村遗址小玉梁地点遗存的年代较为明确，主要为龙山晚期，2015年测年数据显示其绝对年代上限约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下限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
除了碧村小玉梁地点测年数据外，与碧村遗址玉器基本雷同的新华遗址也有绝对年代数据，约在公元前2150-1900年，与碧村小玉梁地点年代基本一致，绝对年代约在夏初前后。另据相关研究表明，石峁遗址玉器年代相当于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芦山峁遗址玉器多与新华、石峁遗址相似，其时代与后几者接近。所以，目前河套地区发现的这些玉器年代集中于龙山晚期，绝对年代的下限已进入夏纪年范围。这一时期石城在河套地区大量出现，石峁古城也逐步达到其鼎盛时期，玉器在黄河两岸的晋陕北部地区得到进一步传播，并在丧葬、祭祀、生活中广泛运用，形成了河套地区先秦玉文化的第一次高峰。
四、结语
碧村遗址是晋西北目前已知出土玉器最为集中的遗址，该遗址玉器以大孔璧、多璜联璧及牙璧、刀、钺、琮为基本器类，这些玉器部分为墓葬随葬品，部分为生活用玉，暂未发现各类祭祀用玉的现象。其器形特征与陕北、晋南地区龙山晚期同类器物基本相同，但也有明显的东方因素，表明在黄河中游不同文化区内，对玉器这一稀缺资源不仅形成了统一的文化认知，还应存在大量的采玉及远程物资文化的交流行为。根据对碧村所在河套地区相关遗址的考察，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以碧村、石峁、新华等遗址所出玉器为代表的河套地区玉器绝对年代均在夏初前后，这一时期也是河套地区空前繁荣的阶段，以石城为代表的各类遗址大范围兴起，跨区域的中心聚落石峁古城也发展到其顶峰阶段，社会分化空前加剧，玉器广泛用于祭祀、随葬、奠基等，甚至是一些小型聚落如神木新华，也有获得玉器这类稀缺资源的机会，大型聚落如石峁、芦山峁、碧村等遗址更是出土玉器的主要地点，这也迎来了河套地区先秦时期用玉的第一个高峰期。
文章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03期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