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07-04-22
正如《霸王别姬》一次次成为我国电影、电视、戏剧、戏曲、小说、美术的题材一样，请相信挪威人民给我们带来《培尔金特》的诚意，因此这是一个纯粹西洋的玩意儿，“文化交流”，不是正应该“交流”这样的东西吗？
但是，请让我引申一句，话剧，不也是一个纯粹西洋的玩意儿吗？中国人玩它，能不能真地玩出点中国味儿呢？
许多报纸（例如今天的信报）在报道昨天的《培尔金特》首演时，都强调这么一点：中西艺术家同台演出。请不要相信这样的谎话，同台演出是真，但中国人只是个陪衬，顶多只是个陪衬，决不是平等地站在舞台上。
这里，我不是要发表民粹主义的言论，批评《信报》的扯谎也只是顺带而为之（正如我要出去散步，难免脚上会沾染泥泞；极端的举例是鲁迅著文骂甲时，有时会顺带着骂骂乙），我只是想说，类似于这样挪威带来的《培尔金特》，如果换成中国人制作，是决不可能做出来的，肯定要胎死腹中，甚至早在怀孕的可能发生前，就已经避孕了。
说完我的这个想法之后，我想稍微介绍一个这一版《培尔金特》的梗概。因为许多中国人对西方都只是似是而非地知其大概，也不究其细节，所以，恐怕许多国人只是久仰 《培尔金特》的大名，却不知道《培尔金特》究竟讲的是什么故事。
培尔金特是农村青年，他爱幻想（换句难听话就是，他爱信口开河地撒谎），很穷。有一天，他在一个婚礼上，把新娘拐走了。但他并没有与那姑娘白头偕老，而是抛弃了她，开始满世界地流浪。他与山妖为伍，还与山妖的女儿有了私生子。他在老人院里为母亲送葬，然后闯荡天下，靠走私黑奴和珠宝成为富翁，又在一次沉船中失去了一切。他流落到阿拉伯，他被关进疯人院，最后，他踏上了回乡之旅，在家乡总结了一生的经验。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可能被搬上戏剧舞台吗？可能，前年年底，《北京青年报》记者杭程编导的《丑儿的春夏秋冬》就反映了一个人的一生。但那只有四幕，而《培尔金特》却有12幕之多。《丑儿的春夏秋冬》以时间倒流为噱头，而《培尔金特》根本没有。因此，对于同样的《培尔金特》由中国人搬上中国舞台，我不抱希望。
可能会有人说，它在戏剧上难度太大，而且不具备商业包装的潜力。确实如此，但又不完全如此。最根本的原因是，培尔金特的一生所昭示出来的人生意义，对于中国人是有隔膜的——还是那句话，纯粹是西洋的玩意儿。
花10元钱买了本节目单，上面清晰地印着易卜生的一句话，“谁要了解我，首先要了解挪威。”这句话鲜明地表示出易卜生戏剧的民族性。而对于挪威人的民族性，易卜生也说过：挪威人想得不够远大，过于“关注自己”——这正是培尔金特作为一个挪威人、《培尔金特》作为一部挪威戏剧的主要旨趣所在。因此，《培尔金特》不但是一个纯粹西洋的玩意儿，更可以具体地说是一个纯粹挪威的玩意儿。
这就使它嫁接到中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从上个世纪初易卜生进入中国以来，在每一份对《培尔金特》的汉语介绍中，都有“浪子回头”四个字。请注意，我在前面的剧情介绍中没有使用这四个字，因为这是纯粹中国的理解方式。正如前面说到培尔金特爱幻想时，中国人会译作“爱撒谎”；培尔金特穷，中国人会译作“破落子弟”；培尔金特浪游海外，中国人会译作“冒险、玩命”等等。
在昨晚（4月30日）整整2个半小时的演出中，我们没有在舞台上嗅到丝毫“浪子回头”的味道。青年的培尔金特和老年的培尔金特由两个演员分别饰演，老年的培尔金特甚至比青年的培尔金特高出一个头。恐怕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都穿着红裤子”这一共同点。把这两个不同的人联结成一个角色的，是他们嘴角一般无二的天真无邪的笑容。而这个笑容里，有的只是“浪子”游戏人间的快乐与颠狂，丝毫没有“浪子回头”的羞愧和痛悔。
——把“浪子回乡”理想成“浪子回头”，这就是中国式的曲解。
而这，是不是中国人对话剧的“中国式曲解”呢？
同样的曲解也发生在挪威人身上。当老年培尔金特偷运珠宝行经中国海面附近时，他的船上有个中国翻译（这也是《信报》报道中提到的“共同演出”）。请注意，老年培尔金特本来就是高个子，而那个中国翻译又是个矮个子，两个人站在一起，竟好像有两个头的悬殊。每当老年培尔金特带着天真无邪的笑容说完一句话时，那个中国翻译都会摇头摆尾拿腔拿调地表演一番翻译的本领。在挪威人的眼里，这个翻译的表演应该可以引起善意的微笑（因为这是“共同演出”嘛！），但在我眼里，这个翻译的表演却引起我相当的嫌恶。
不知道，这种引起我嫌恶的戏剧形象，是否就是外国人眼中中国话剧的形象呢？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