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正三（1886-1965），1907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后来又被日本天皇「恩赐」陆军大学27期毕业。早年在参谋本部供职，1909年任驻德武官。
1936年4月18日，河边正三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旅团长。其麾下的驻屯军旅团，是驻华北日军的主力，拥有5000余人，因此也成为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急先锋。
7月7日事件发生时，河边正三正在秦皇岛检阅部队，代理田代皖一郎指挥「中国驻屯军」部队的参谋长桥本群紧急命令他返回北平。8日下午，河边正三赶到丰台镇直接指挥一线部队。当天下午，日军以猛烈的炮火攻击宛平县城，炸毁了专员公署，炸伤了守城营长金振中。
9日凌晨，中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河边正三却不依照协定撤退军队，却以监督中国军队是否履行协定为借口，仍将第1联队主力集结于卢沟桥车站附近，一部分兵力占据沙岗。9日清晨6时，当王冷斋和吉星文正在执行撤兵协定时，日军背约，下令再轰宛平县城，发射一百余发炮弹。
战争全面爆发后，河边正三以其资历的深厚和挑起战争的「功劳」，一路平步青云。1939年1月，担任了军方教育总监部部长，并于同年三月晋升中将。1940年3月，河边就任关东军第12师团师团长。1941年3月，就任关东军第三军司令官。次年二月，又就任「中国派遣军」参谋长。
1943年3月，日本为统一指挥入侵缅甸、泰国的部队，组建了缅甸方面军，河边正三成为该方面军第一任司令官。此时的河边已成为太平洋场上一个重要方向上的最高指挥官，可谓是春风得意。
不过，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不甘心失败的日本大本营决心向印度发起一次大规模攻势，以挽救战略颓势。日军大本营于1944年1月7日以「大陆指第1776号」的指令，下达了代号为「乌」号的英帕尔作战计划，企图占领英帕尔和科希马等要地，进而控制整个东印度地区。日军担任进攻任务的是缅甸方面军的第15军，恰恰正好由「七七事变」中河边的直属下级牟田口廉也中将指挥。
不过，日军野心勃勃的攻势变成了一场灾难。不顾自然条件的恶劣和低劣的后勤补给，日军冒险发起进攻，最终丢弃数万具尸体从印度大败而回。在战役中，河边与牟田口两人就是否将作战进行下去发生了矛盾，双方互相指责，却不顾手下无数士兵的悲惨境地。最后，两个人统统被日本大本营撤职。
牟田口廉也由于缺少靠山被转成了预备役，而河边正三则依靠官场上的老关系进入了参谋本部，1944年12月1日又当成了日本本土中部军司令官，负责安排「本土决战」的准备工作。1945年2月，中部军改编为第15方面军，河边正三又当上了方面军司令官，并随即晋升大将。同年4月，河边成为陆军航空总军司令官，企图以残存的航空部队顽抗毕竟。日本投降后，河边任第一复员军司令官，参与日军的复员工作。
战后，在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上，日本右翼势力为歪曲历史洗脱罪责，把河边正三推上了证人。在双方辩论过程中，日方胡说「卢沟桥事变」是中方挑起的，是第29军先开的枪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日方的证词被驳斥得无法自圆其说，河边正三作为重要证人，又转而胡说卢沟桥事变是冯玉祥挑起的。
河边正三此言一出轰动全场，他信誓旦旦说，冯玉祥当时正处于反对蒋介石失败后的失意之中，想利用华北局势紧张之机掌握实权，因而在卢沟桥制造事件，从中渔利。
作为「七七事变」时中日谈判中方代表的王冷斋也出席了辩论，他对此怒不可遏，并质问河边正三有何根据。河边正三支吾其词，而王冷斋则严肃揭发河边曾指挥日军炮击宛平城，将专员公署等地全部轰毁。河边正三见把自个亲自指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的罪行公诸东京法庭，顿觉狼狈不堪，害怕追究自个的战犯责任，忙灰溜溜走下证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