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砖既包括文字砖,也包括画像砖,它们到底具有哪些文化、历史、艺术价值?古砖的收藏潜力如何?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砖收藏潜力,希望对您有用。
作为“借古开今”展览的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原馆长王见表示,之所以倡导这次展览,是因为古砖近三十年来逐渐引人注目,也极大影响了中国现当代书法的审美趣味,但其作用还远没有发挥。“我们将古砖文字放在前面,写书法的人和书法放在后面,是希望起到警醒的作用。这几十年来,我们过度彰显书法家、书法艺术,过度强调个性化,但其源头是什么?只有我们不断回到源头并有新的发现,才能真正找到有根底的创新,否则书法艺术会成为无本之木,变成名利之争的工具。而古砖文字,是此前为人们所忽略的重要古代文字。我们以前只谈帖学和碑学,现在大量出土的古砖文字,在图像和表现力上,都大大超过了帖学和碑学的容量,能够为现当代书法提供更多的表现可能性。”他说。
参加本次展览的书画家洛齐也表示:“汉字当中蕴含着深厚的中国美学,汉字里最丰富的变换可能就在古砖里。古砖文字变化很多,很自由,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民间的‘百福’、‘百寿’,可以演变出上百种形态。许多制作精良的古砖,其字体的风格、造型及线条变化,简直美到极致。今天的绘画和书法,都可以从古砖文里有所领悟。”
的确,面对古砖文字,其历史神韵扑面而来,触手可感,对于今人而言,是非常可贵的艺术养分。
而作为收藏了一万多块、两三千种古砖的“大自在山房”主人,黎旭告诉记者,古砖研究能起到重要的“正经补史”作用。他说:“过去我们学习书法,由于出土资料不够,对书法史的源流就难免陷入人云亦云的状态。譬如先秦是什么字体,秦汉是什么字体,南北朝又是什么字体,在我们的脑海里形成了很强的先入为主观念。而今天,随着古砖等文物的大量出土,我们能够有一个更细致深入的认知了。像这次展出的南朝宋时荆州地区的一套九块砖,其字体就和此前认定的北碑字体是一样的。按照清中期阮元提出的‘书分南北’论,沿袭下来,很多人以为南方是没有这种刚健硬朗的字体的,而古砖的大量出土,对书法史的定论有一定纠补作用。”
画像砖也是同理。黎旭收集有一套宋金时期山西地区的“二十四孝”画像砖,就证明这些孝道故事可能是随着时代有所改易的。“我们现在知道的‘二十四孝图’,一般是清中后期的刻本,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北宋黄庭坚的,这个定本的图像为元朝郭守敬定下来的。但在元朝之前,可能出现了三十多个关于孝道的故事,后来有所筛选变动。而西王母的青鸟形象在西汉末年的古砖上也与我们今天在文献上看到的有不同。”黎旭解释道。而且,画像砖简洁的构图、飞扬的线条、生动的画面,更可以启发艺术家们无穷的创作灵感。
从事汉画研究二十年的北大大学教授朱青生也表示,画像砖是承载着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文物种类,有如一部历史纪录片。青岛藏家张新宽收藏的汉代画像砖达1300余件,很多为“孤品”,砖上那些栩栩如生的龙凤,精美绝伦的服饰,宏大壮观的狩猎及宴会场面,让人们得以一窥千年前的社会文化生活。
事实上,由于古砖的历史跨度非常长——从先秦到现代从未中断,而且广泛用于宫殿、庙宇及墓室的营建和装饰,在黎旭看来,古砖可谓是陶器、竹简、纸张之外的又一种文明载体。
而从宋代金石学发端开始,古砖就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欧阳修和赵明诚都对汉代古砖有所研究,南宋洪适作《隶续》,当中著录了东汉建初、永初的砖文。而清朝道光年间,阮元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在扬州修官邸时发现了八块古砖,随即将自己的书房改名为“八砖吟馆”,并将砖文拓下来寄给好友,集诗题跋。
到了清朝末年,随着古砖出土量的增加,江浙地区的学者们开始更加着意地进行著录、研究,当时的一块古砖卖到了一二两银子。像书画大家吴昌硕的家乡也出古砖,他的印章边款中就有“仿汉砖文”等记录。
“那时候,人们还将残破的汉代或晋代古砖改成砖砚,成为奢侈的文房用品。现在,这些清末民初上海名家曾经用过的古砖砚,上拍动辄过百万元。普通的砚台重在材质、工艺,而古砖砚既附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又很好用。因为古砖古瓦的制作工艺很高,需要严格的炼泥过程,像紫禁城专用的金砖,要历经3年才能做成,本身就很适合做砚台。当然,古砖砚不是清末民初才出现的,从唐宋开始,古砖砚就受到文人墨客的追捧,只不过现在找不到存世品了,只有相关记载而已。今天能看到的最早古砖砚,是清代改制的。时下这种风气也在慢慢复活,开始有人拿古砖改为砚台,但因为清末民初的古砖砚基本都是名家使用过,自然更具有收藏价值。”黎旭介绍道。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在郑州城的建设中,也曾发现过很多大型的古砖,但那时却被一车车地拉去做堆填料。真正的出土高潮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大量古砖被发现了。现在民间收藏的古砖大概有几万种之巨。不过,一开始,古砖是备受冷落的,甚至可以说,2010年以前,社会上大部分人对古砖的价值还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