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乡土社会和当代中国有何异同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4-06-20
《乡土中国》是费老实地调研的社会学经典之作,一部研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费老说:“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的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费老认为他的《乡土中国》“只是一段尝试的衡侍记录”,尝试回答他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我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而起点从而绵延发展的文明古国,农耕国度的人民,时代在田间劳作,自给自足,他们不会去侵犯别人的财产。所以费老在书中说,乡土社会不是一个富于抵抗能力的组织,农业民族受侵略比较多。然而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却不同,他们血液中便流淌着征服欲,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中国人求稳求和,家和万事兴的心态。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可以绵延五千年,原因也在于中国人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但是中国人并不惧怕战争。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农耕文明占有巨大作用,因为农业是直接取自于土地,以农业为生的时代家庭定居是常态。我们可以看见许多农村家庭好几代都不会搬离自己的家庭,时代栖居在一个地方,由此乡土社会中,每个人的活动范围是非常狭窄的,人与人的接触也是局限于小范围的人群,即大多是熟人,而现代城市人每天遇到的几乎都是陌生人,你必须时常拿出通讯录看看他们的名字,而乡村哪里需要什么通讯录呢。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大拦袜土性的”,这是开篇《乡土本色》的第一句话。“乡”指的是乡下人生活的村落,“土”指的是土地、泥土。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村与村之间较孤立;以土地为生的人们世世代代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不流动是常态,迁移是非常少见的。在这样一个以村落为单位的聚居环境中,乡土社会的生活富于地方性,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而言,村子里的人都是他长时间、经常频繁接触到的“熟人”。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人们互相知道对方的底细,从熟悉中得到信任。而在陌生人社会里,口说无凭,这才需要法律的制约;乡土社会中法律无从发生,它的信用不建立在契约之上,而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上。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依费老所言,“礼俗社会”在社会学上的性质是“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法理社会”则是“为了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这两种社会情态,最重要的不同在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与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由“礼”来规范,维持“礼”的力量是“传统”(对传统的敬畏感);而现代社会秩序由“法”来制约,法律靠国家权力推行。在讨论权利的性质时,费孝通给出了四个概念:a.横暴权力:发生于社会冲突,是利用来剥削被统治者以获得利益的工具b.同意权力:从社会合作面向来看,是分工体系的产物c.教化权力:社会继替中发生的长老权利,属文化性,非政治性的强制(社会继替指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d.时势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变迁指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
横暴权力的诱惑力正相关于此权力所能带来的经济利得,在经济收益越贫瘠的地方,横暴权力渐弱。同意权力是分工的产物,分工越发达,此种权力越强。在农业性的乡土社会中,自上而下的横暴权力受到经济的制约(此种权力太强,低层人活不下去了要揭竿而起);同时乡土社会是小农经济,并无旺盛的分工需求。所以整个乡土社会呈现出来的权力结构名义上是“专制独裁”,实际上是松弛的滚激、无为的。社会层面的民主也因为分工并不兴旺的原因,将同意权力的范围缩小到几乎关门的程度。在这其中,教化权力又在社会继替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化权利一定是在结构固定的社会中才能发挥效用,此种权力将村庄的新人(孩童)引导到村庄既有的生活中来,在其中承担教化的作用。而时势权力,则是在社会结构本身的变迁剧烈时才会兴起,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在社会变迁剧烈的背景下,固守旧癖不愿接受新鲜事物成为有害,新时代敢于尝试敢于冒险的人就得了这个权力。
《乡土中国》是前现代中国的国情咨询报告,历经37年的风雨,仍以强烈的现实性再次引起人们的思索。书中所提出的“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概念,是以民间传统习俗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一系列制度的社会管理模式。它作为治国理政的蓝图,为历代圣贤所推崇。以礼治秩序来概括乡土中国,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国情,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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