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8-02-25
者按：今年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党的十八大将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作出全面部署。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了解这些变化，明确发展的历史方位，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为回应广大党员干部的关切，本刊特邀了三位专家学者分别从世情、国情、党情的视角进行阐释和解读。
对当今世界变局的冷思考
李少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只要中国适宜地处理好防御性国防力量的发展与使用问题，推动国际制度框架下的多边与双边合作，以公共外交改变人们对中国发展的误解，就有可能逐步消解各种紧张因素，使自己的和平发展有常态的甚至是更好的国际环境
认识当今当今世界格局，需要思考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两个10年的历史地位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居于明显的主导地位。在20世纪末，美国一些人甚至有了“帝国”的感觉。然而，21世纪伊始，形势就发生了转折。“9·11”事件后美国相继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自身陷入了泥潭，而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地位。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之际，美国不得不调整战略，收缩力量，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国内。
伴随美国力量的下降，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地位与影响呈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与美欧国家身陷危机形成对照，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地位与影响显著上升，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论坛，标志着单一“富人俱乐部”主导世界经济时代的结束。
观察当今世界的格局，可以看到，缺乏主导者和发挥重要影响的行为体在增多是显著特点。美国虽然仍是唯一真正的全球力量，但它越来越缺乏资源和国内政治资本来扮演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新兴大国的地位与影响虽然明显上升，但都无意也没有能力替代美国的领导地位。这种情况表明世界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即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发挥作用的时代，走向多国携手应对的国际体制。
国际格局出现这种变化，一方面是权力扩散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全球治理推动的产物。气候变化、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核扩散、跨国犯罪等问题，都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问题，只能靠世界各国进行协调与合作。从未来的趋势看，人们不可能期待出现新的大国领导者，而只能进行多边外交，以期形成更有效的国际体制。大国肯定会在这种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但多极化的格局在这种治理中并不是世界各国所期待的。
在治理全球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的崛起日益引人注目。自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在未来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就成了一个话题。对于中美的力量对比，应当看到，美国经济力量的相对优势确实在下降，但军事力量的优势却在继续扩大。当然，美国的军事扩张似乎已走到了不堪重负的转折点。美国在全球军事互动中减少自己原本喜欢承担的责任就反映出了这种变化。与美国影响下降的趋势形成对照，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呈现了明显的上升势头。不过，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主要是因为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推动者，而且中国在治理全球问题中有了更大的利益关系与地位，并不是因为中国在军事、外交乃至软实力方面明显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中国在人均发展水平上处于世界中等偏下的现状，决定中国的身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像美国那种意义上的“大国”。某些舆论所谈到的中国在未来会取美国而代之的话题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国际地位与影响的上升，毕竟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这样的改变使得中国与美国以及周边国家进入了一个比较敏感的磨合期。在这一时期，尽管各方能够保持合作的大局，但冲突的因素明显上升了。中国周边国家在加强同盟关系和军事、外交互动。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后，明显加强了针对中国的战略防范、挤压与竞争。随着中国维权力度的加大，在领土与海洋权益问题上与相关国家的摩擦和冲突也加剧了。美国对中国周边问题的介入，使得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化。
对于中国目前面对的外交挑战进行冷静分析，应当看到，虽然紧张化因素在上升，但由于中国与美国以及周边国家在经贸与治理全球问题上存在相互依赖关系，局势失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因此各方都不会使问题升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都有意愿和能力把矛盾与冲突控制在可以进行外交互动的大框架之内。从未来的发展看，尽管中国所面对的麻烦与问题不会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但不会形成国家间的对抗。由于中国没有称霸世界、挑战美国的意图，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所导致的力量对比的改变，不会趋向一种利益不可调和的国际结构。只要中国适宜地处理好防御性国防力量的发展与使用问题，推动国际制度框架下的多边与双边合作，以公共外交改变人们对中国发展的误解，就有可能逐步消解各种紧张因素，使自己的和平发展有常态的甚至是更好的国际环境。
辩证认识国情新形势新问题
胡 勇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需要加快提升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民族品牌建设，加快中国由“中国制造”的“弱国”向“中国创造”的“强国”转变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这是对中国国情的总体认知与判断。中国所要建设的全面小康，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协调发展的小康。
站在中国看中国发展，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各方面成绩也较大，建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体制条件。具体表现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东部地区创新发展能力增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发展潜力不断释放；经济发展的传统优势依然存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素质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社会新阶层不断涌现，等等。
跳出中国看中国挑战，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等主要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依旧突出；就业压力、人口老龄化挑战巨大；资源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具体表现在：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依赖性高；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农业基础相对薄弱，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核心竞争力不强等等。
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的今日中国，其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生态环境相对脆弱，改善民生的艰巨任务和资源环境的双重压力并存。两千多年前，孟子遇到鱼和熊掌不可得之困境，曰：“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今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我们得统筹兼顾，不得舍弃一方，但问题重重。温家宝总理强调：“和别的国家比，我们的国情非常独特。中国的任何成就除以13亿，成就是很小；问题乘以13亿，问题是很大的。”如何破解双重压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何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如何整合资源，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需要充分认识与了解当前中国的国情。认识当前中国的国情首先需要一个总体认知与判断，同时特别需要处理两对辩证关系。
其一，强与弱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不断深入，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等为标志的一大批重大成就，振奋了我民族精神。但是，中国关键技术自给率低，特别是在一些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技术水平仍比较落后。“人口多，底子薄”、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的现实国情，值得深入反思。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暂还不是一个强国，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创新能力较弱。这样的环境中，需要加快提升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民族品牌建设，加快中国由“中国制造”的“弱国”向“中国创造”的“强国”转变。
其二，贫与富的关系。贫富差距不仅看社会阶层中的贫富差距问题，就国情角度，更需关注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2011年，中国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到2015年，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体系初步形成，经济总量比2008年翻一番；到2020年，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建成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强调包容性发展，让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和好处，惠及国家所有地区，使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益和财富，惠及国内所有人群，特别是要惠及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地区。当前，处理好贫与富的关系，就是要通过推进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推进扶贫开发等战略，彰显包容性发展之价值，实现民族大团结大和谐。
党情新变化提出党建新课题
蔡志强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政党制度室副主任，副教授
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先进理念变成科学的制度和可操作的程序，建构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和选拔任用制度，是党情深刻变化环境里加强党的建设的核心内容
从根本上说，党情的深刻变化是与党的历史方位的根本转变有机联系的。众所周知，中国的政党体制是在帝国体制崩溃的历史进程中建构的，作为革命党，其历史任务是要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作为执政党，党不能够简单通过革命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需要实现指导思想的转变，即从阶级斗争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武装革命的方式转为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由此，党的中心工作、组织模式、运行结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都发生着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甚至包括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党的阶级基础的变化并非指中国共产党性质的改变，而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形态发生了变化。经过60多年国家建设，中国的工人阶级不再是简单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本身发生了分化，许多工人阶级摆脱了贫困状况，成为中产阶级，还有许多城市工人依旧处在较为贫困的状况。再者，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将近2.4亿的农民从土地上释放出来，变成了产业工人，这些人都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最为重要的产业工人主体。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在执政之后，其权力运行就不能仅代表其所属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需要代表和维护好实现好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此外，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国家的遏制和封锁，以及国内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和物质财富极度匮乏的实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只能采用计划经济模式来实现艰难条件下的资源调剂和国民经济发展。由此，中国共产党沿袭了革命党的运行逻辑，实现了短缺时代国家建设的有效性。
党的历史方位的改变，直接改变了党的组织运行结构和功能发挥模式。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依然是以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为主。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的组织结构逐渐呈现复合型特点。一是占主体地位的工人农民党员发生了变化，党的组织体系中既有先富起来的富裕党员，也有至今处在贫困状态的党员；既有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党员，也有自主创业成为企业家和管理者的党员，还有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党员。二是各阶层致力于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先进分子加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入党，前提是思想上行动上都达到党员标准。但是他们从事的职业毕竟与传统意义上的工农主体完全不同，因此在实践中如何为不同身份和利益归属的党员提供一元的行动逻辑，直接考验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三是当前新发展的党员，其所从事的职业日益分化。党的组织结构的这一变化趋势，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政党性质。但是党员成分和职业的多元化，特别是工业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也给党的教育管理和功能发挥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尤其是近5年来，中国共产党新发展的党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依然仅占30％－37.1％。此外，农村党员队伍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许多农村基层党组织运转中出现空转和失灵现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紧缺。如何提高党员的知识素质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这些都需要在打造学习型政党、提高党的意识形态的领导能力、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干部选拔任用方式与标准亦随之发生变化。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干部的能力显然更多地体现在落实党的宗旨、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等方面。与新时期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五位一体的总体目标相比较，党的建设还存在着四方面的挑战和“四种危险”。因此，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先进理念变成科学的制度和可操作的程序，建构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和选拔任用制度，是党情深刻变化环境里加强党的建设的核心内容。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