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12-19
其实，贫富悬殊扩大现象并非本港独有。美国、日本及中国台湾近年也都有类似现象。不久前，日本趋势专家大前研一在其新作《M型社会》中指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日本社会中富者凭借着优势条件，财富更加快速攀升；而随着社会资源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因为失去了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在中间这块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型一样分成了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这块将逐渐消失。
大前研一的观点在港台社会学界引起极大震撼。有台湾学者断言台湾在经历企业大规模出走之后，也将步日本‘中产消失’的后尘。那么，香港是不是也难逃此运呢？
长期研究本港中产阶层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以‘不完全同意’五字来评价‘香港中产阶级萎缩’这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他说：‘根据我的观察，香港中等收入家庭的数目并没有下降。所谓的萎缩，应该是指香港社会对吸纳中产阶级的能力已达到饱和点，低下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变得狭窄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的中产阶级没有萎缩，而是增幅放缓了。’
香港城市大学科学管理系教授曾渊沧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表示：‘“香港中产阶级萎缩”之说是一个误会。原因在于社会上自认是中产的人太多了，例如一些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年轻人。但其实他们的经济收入根本达不到中产的标准。自认中产者和真正中产者之间存在人数落差，便有了“萎缩”之说。’
四大原因
堵塞‘上流’渠道
尽管接受本报采访的学者认为目前断言‘香港中产阶级萎缩’尚属为时过早，但香港社会的阶级流动开始趋缓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地产及股票不再具推动力
一些人士认为，导致这种局面的首要原因，是房地产和股票这两部制造中产阶级的大机器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被严重损毁。在经济强势的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的房地产价格节节上升，不少港人靠炒卖楼宇牟利晋升中等收入阶层。1997年后，在房价高峰期置业的大批中产人士因楼价惨跌沦为负资产的户数以十万计。虽然楼价自2003年9月起已反弹，至今仍只及1997年8月的80%，而且升幅主要集中在豪宅市场；至于股市，在1997年8月回落后，加上2000年3月TMT股潮，至今大部分红筹股同TMT股离1997年和2000年的高位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此外，创业所需的资本和技术门槛越来越高。这一切意味着，靠快速的经济增长推动市民向上流动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知识劳工增加晋升渠道变窄
与此同时，低下阶层晋升中产的另一条道路——读书改变命运，也正在变得越来越难行。香港城市大学科学管理系教授曾渊沧指出，20世纪70至90年代，有一张大学文凭便意味着可以找到一份优薪、稳定的及有晋升前途的工作，令很多本来非中产背景的人士均有机会跻身中产阶级。但随着近年高等教育的普及，知识劳工的供应大量增加，靠知识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减少。许多有高学历背景的年轻人不得不滞留于工薪阶层。曾渊沧表示：‘香港社会经过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之后（20世纪70至90年代），进入到一个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结构相对稳定、流动渠道日益制度化的时期是正常现象。人们大可不必对所谓的“中产萎缩”感到如此恐慌。’
经济转型祸及中产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向本报指出，导致香港中产阶级增幅放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面临经济转型，而经济转型推动了劳动力市场重构，从而使原本生活无忧的中产阶级受到冲击。他指出，在本世纪初期，香港受宏观经济环境走势不稳定的影响，不少部门精简机构或者把企业迁往内地，中产阶级成员因其高收入对企业运作构成高成本，首当其冲成为裁员的对象。与此同时，从西方工业国家传来的‘弹性生产’、‘弹性企业’理念开始在香港大行其道。它不仅要求企业‘瘦身’，还包括将组织弹性提高，即只保留核心部分的工序，其他工序则以外联或较具弹性的户佣方法来解决，以使企业能够用灵活性很高的组织形式来应付不同环境的需要。这种趋势使中产阶级的学历教育与经济回报之间的既定关系受到高度灵活的户佣组织制度极大的挑战。
‘“弹性组织”理念在香港大行其道的一个具体表现是，近年来新增的经理、行政管理的职位见少，不信你比较一下，现在当经理的人数肯定不如1996年多。’吕大乐说：‘此外，中产人士的就业保障还受到知识更新的挑战。以往香港的制造业北移，受到最大影响的往往是低技术工人，但随着香港过渡到以服务业、金融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经济体系，一些专业和管理人员即使拥有多年经验，若赶不上商业观念、知识结构更新的步伐，也随时可能被淘汰。’面对不同的挤压，已晋升中产阶级的人尚需应付内部的激烈竞争，以免被挤往下流，而低下阶层的人想要再向上流动，则难度更大。
‘中国机会’难雨露均沾
一般认为，由于香港经济与内地新兴市场联系越来越密切，内地成为未来中产阶级发育成长的较佳经济空间，同样会对香港中产阶级的增长带来新动力。但吕大乐在长期研究及跟进的基础上指出，并非所有港人都能真正受惠于‘中国机会’。
‘两地经济整合确实给香港制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现在港人在内地的工作机会已不再局限于自80年代开始北移的制造业，而是扩展至服务业。不过，在内地工作的港人从事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行业的人数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多，至于社会及个人服务，例如医疗专业，就更是少之又少，未有趁中港经济融合而在内地有规模地制造新的机会。’
‘这说明，内地和香港的经济融合所制造的新机会只能惠及个别界别和群体，即倾斜于高学历、拥有专业资格的群体，倾斜于商业服务。’吕大乐认为，CEPA的推出，只会令未来的机会结构更倾向于那些工作性至带有流动性的中产阶级，但对那些工作机构或工作性质根植于香港社会的中产阶级（包括医疗专业、教育专业、社会及社区服务专业等）而言，到目前为止所谓的‘中国机会’，对其事业发展空间基本没有任何改变。
‘这种趋势可能会使本港的中产阶级群体因利益分歧而一分为二，加速这个阶级的削弱。’
助中产脱困应拓宽思路
香港中产阶级历来是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是香港经济的中流砥柱。因此，如何改善中产者的境遇、振兴香港社会的信心，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议论。
日前，一个名为‘中产动力’的团体进行的一项针对香港中产阶层的调查显示，三成多受访人士希望政府在新财政预算案中减低薪俸税。多位政界人士也呼吁政府正视中产人士的情况，推出具体政策舒缓他们的压力，包括调低薪俸税、进一步延长供楼贷款利息扣税的年限、提高个人进修开支扣税上限、提高子女免税额、设法让楼市平稳向上发展等。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中产阶级研究专家吕大乐则认为，靠减税帮助中产脱困只是权益之计，这绝非香港中产人士最想要的‘答案’，因为人人都知道政府不可能年年宽减税项。
他指出，在新一轮的经济转型中，中产者以及渴望晋升中产的年轻人的首要问题是，学会装备自己以适合社会的发展。至于特区政府，则应在政策层面上公平地照顾到每一个阶层的利益需要，使不同群体的意见能得到反映。
吕大乐表示：‘特区政府以为推出CEPA，就可以使所有港人都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但事实却是政府忽略了医疗、教育、社会及社区服务等“在地型”专业的特点，这些专业的中产人士无法分享中国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政府实在没必要只盯著『金融中心”这个定位，而是应该拓宽思路。例如电影产业、社区服务专业等，虽然立足全国未必有绝对优势，但香港至少可以以语言习俗相近的华南地区为再出发点，脚踏实地地开拓一些区域合作，使“在地型”中产受惠，也为年轻一代拓宽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大前研一的观点在港台社会学界引起极大震撼。有台湾学者断言台湾在经历企业大规模出走之后，也将步日本‘中产消失’的后尘。那么，香港是不是也难逃此运呢？
长期研究本港中产阶层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以‘不完全同意’五字来评价‘香港中产阶级萎缩’这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他说：‘根据我的观察，香港中等收入家庭的数目并没有下降。所谓的萎缩，应该是指香港社会对吸纳中产阶级的能力已达到饱和点，低下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变得狭窄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的中产阶级没有萎缩，而是增幅放缓了。’
香港城市大学科学管理系教授曾渊沧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表示：‘“香港中产阶级萎缩”之说是一个误会。原因在于社会上自认是中产的人太多了，例如一些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年轻人。但其实他们的经济收入根本达不到中产的标准。自认中产者和真正中产者之间存在人数落差，便有了“萎缩”之说。’
四大原因
堵塞‘上流’渠道
尽管接受本报采访的学者认为目前断言‘香港中产阶级萎缩’尚属为时过早，但香港社会的阶级流动开始趋缓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地产及股票不再具推动力
一些人士认为，导致这种局面的首要原因，是房地产和股票这两部制造中产阶级的大机器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被严重损毁。在经济强势的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的房地产价格节节上升，不少港人靠炒卖楼宇牟利晋升中等收入阶层。1997年后，在房价高峰期置业的大批中产人士因楼价惨跌沦为负资产的户数以十万计。虽然楼价自2003年9月起已反弹，至今仍只及1997年8月的80%，而且升幅主要集中在豪宅市场；至于股市，在1997年8月回落后，加上2000年3月TMT股潮，至今大部分红筹股同TMT股离1997年和2000年的高位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此外，创业所需的资本和技术门槛越来越高。这一切意味着，靠快速的经济增长推动市民向上流动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知识劳工增加晋升渠道变窄
与此同时，低下阶层晋升中产的另一条道路——读书改变命运，也正在变得越来越难行。香港城市大学科学管理系教授曾渊沧指出，20世纪70至90年代，有一张大学文凭便意味着可以找到一份优薪、稳定的及有晋升前途的工作，令很多本来非中产背景的人士均有机会跻身中产阶级。但随着近年高等教育的普及，知识劳工的供应大量增加，靠知识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减少。许多有高学历背景的年轻人不得不滞留于工薪阶层。曾渊沧表示：‘香港社会经过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之后（20世纪70至90年代），进入到一个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结构相对稳定、流动渠道日益制度化的时期是正常现象。人们大可不必对所谓的“中产萎缩”感到如此恐慌。’
经济转型祸及中产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向本报指出，导致香港中产阶级增幅放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面临经济转型，而经济转型推动了劳动力市场重构，从而使原本生活无忧的中产阶级受到冲击。他指出，在本世纪初期，香港受宏观经济环境走势不稳定的影响，不少部门精简机构或者把企业迁往内地，中产阶级成员因其高收入对企业运作构成高成本，首当其冲成为裁员的对象。与此同时，从西方工业国家传来的‘弹性生产’、‘弹性企业’理念开始在香港大行其道。它不仅要求企业‘瘦身’，还包括将组织弹性提高，即只保留核心部分的工序，其他工序则以外联或较具弹性的户佣方法来解决，以使企业能够用灵活性很高的组织形式来应付不同环境的需要。这种趋势使中产阶级的学历教育与经济回报之间的既定关系受到高度灵活的户佣组织制度极大的挑战。
‘“弹性组织”理念在香港大行其道的一个具体表现是，近年来新增的经理、行政管理的职位见少，不信你比较一下，现在当经理的人数肯定不如1996年多。’吕大乐说：‘此外，中产人士的就业保障还受到知识更新的挑战。以往香港的制造业北移，受到最大影响的往往是低技术工人，但随着香港过渡到以服务业、金融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经济体系，一些专业和管理人员即使拥有多年经验，若赶不上商业观念、知识结构更新的步伐，也随时可能被淘汰。’面对不同的挤压，已晋升中产阶级的人尚需应付内部的激烈竞争，以免被挤往下流，而低下阶层的人想要再向上流动，则难度更大。
‘中国机会’难雨露均沾
一般认为，由于香港经济与内地新兴市场联系越来越密切，内地成为未来中产阶级发育成长的较佳经济空间，同样会对香港中产阶级的增长带来新动力。但吕大乐在长期研究及跟进的基础上指出，并非所有港人都能真正受惠于‘中国机会’。
‘两地经济整合确实给香港制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现在港人在内地的工作机会已不再局限于自80年代开始北移的制造业，而是扩展至服务业。不过，在内地工作的港人从事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行业的人数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多，至于社会及个人服务，例如医疗专业，就更是少之又少，未有趁中港经济融合而在内地有规模地制造新的机会。’
‘这说明，内地和香港的经济融合所制造的新机会只能惠及个别界别和群体，即倾斜于高学历、拥有专业资格的群体，倾斜于商业服务。’吕大乐认为，CEPA的推出，只会令未来的机会结构更倾向于那些工作性至带有流动性的中产阶级，但对那些工作机构或工作性质根植于香港社会的中产阶级（包括医疗专业、教育专业、社会及社区服务专业等）而言，到目前为止所谓的‘中国机会’，对其事业发展空间基本没有任何改变。
‘这种趋势可能会使本港的中产阶级群体因利益分歧而一分为二，加速这个阶级的削弱。’
助中产脱困应拓宽思路
香港中产阶级历来是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是香港经济的中流砥柱。因此，如何改善中产者的境遇、振兴香港社会的信心，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议论。
日前，一个名为‘中产动力’的团体进行的一项针对香港中产阶层的调查显示，三成多受访人士希望政府在新财政预算案中减低薪俸税。多位政界人士也呼吁政府正视中产人士的情况，推出具体政策舒缓他们的压力，包括调低薪俸税、进一步延长供楼贷款利息扣税的年限、提高个人进修开支扣税上限、提高子女免税额、设法让楼市平稳向上发展等。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中产阶级研究专家吕大乐则认为，靠减税帮助中产脱困只是权益之计，这绝非香港中产人士最想要的‘答案’，因为人人都知道政府不可能年年宽减税项。
他指出，在新一轮的经济转型中，中产者以及渴望晋升中产的年轻人的首要问题是，学会装备自己以适合社会的发展。至于特区政府，则应在政策层面上公平地照顾到每一个阶层的利益需要，使不同群体的意见能得到反映。
吕大乐表示：‘特区政府以为推出CEPA，就可以使所有港人都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但事实却是政府忽略了医疗、教育、社会及社区服务等“在地型”专业的特点，这些专业的中产人士无法分享中国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政府实在没必要只盯著『金融中心”这个定位，而是应该拓宽思路。例如电影产业、社区服务专业等，虽然立足全国未必有绝对优势，但香港至少可以以语言习俗相近的华南地区为再出发点，脚踏实地地开拓一些区域合作，使“在地型”中产受惠，也为年轻一代拓宽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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