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06-20
1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宗白华“散步”中的人生姿态
朱光潜身上有一种很令人敬佩的精神，那就是他在年老后，不能跑步了，每天早上都还要在自己家门前的大树下做出一种跑的姿势。“跑”固然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运动的美感，但“散步”更显悠闲自在，无拘无束。这正体现着中国现代美学史上两位泰斗级大师不同的治学态度和人生姿态。
从美学体系上看，朱光潜的美学是西方的、现代的、理论的，而宗白华的美学则是中国的、古典的、抒情的。可以说是以性灵之笔，书肺腑之言。所以先生一生著述极少，关于美学方面的论文仅三十篇，而这本《美学散步》所收集的二十二篇论文则是他历经六十载所著。当年吕不韦命门客著《吕氏春秋》，书成之日，积金如山，广招天下文士挑其弊病，挑出一字者赏千金，可谓是一字千金。但对于宗先生这本《美学散步》我想“一字千金”太过功利，而字字珠玑更符先生性情。所以，我想这样一本难得的佳作我们不应该用读，而应该用品。
宗先生本是一位诗人，一位古典浪漫主义诗人。他身上有着古典文人“空潭泻春，古镜照神”的艺术心灵和“落花无言，人淡无菊”的艺术人格。他“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镜，万境侵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灵”。即便在学术著作里面他也将其发挥到了极致。（这正如唐君毅所说“西方人以科学眼光看待艺术，中国人以艺术眼光看待科学”。）王国维《人间词话》言“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而宗先生拟“散步”二字，其治学人生之真“神态”俱现。在怡然自得的人生散步中，古今中外一切关于美的事物，美的灵魂尽收眼底，然后如松间细流般潺潺泻出，染上了作者的性灵。
《美学散步》与别的美学著作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诗化的语言和作者真性情在笔端的流露。下面试举一二。
在《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中宗先生谈到中西艺术精神的差别时说“希腊神话里水仙之神临水自鉴，眷恋着自己的仙姿，无限相思，憔悴以死，中国的兰生幽谷，倒影自照，孤芳自赏，虽感空寂，却有春风微笑相伴，一呼一吸，宇宙息息相关，悦怿风神，悠悠自足。”这是何等的简练传神的语言？何种高绝的意境？而在《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中说：“富丽的壁画及其崇高的境界真是如梦幻如泡影，从衰退的民族心灵里消逝了。支持画家艺境的是残山剩水，孤花片叶。虽具清超之美而乏磅礴的宏图。天佑中国！在西陲敦煌洞窟里竟替我们保存了那千年的灿烂遗影。我的艺术史可以重写了！”请注意一向平和的淡泊的作者竟在这里连用了两个感叹号，足可见其欣喜程度。这让我想起了余秋雨在《道寺塔》中的哭诉、愤 。同为中国文人，他们因祖国文化的兴衰，或喜或哀。而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在谈到晋人的殉道时说“以维护伦理自命的曹操枉杀孔融，屠杀到八岁的小女，九岁的小儿，谁是真正的‘大逆不道’？”在此处，也许我们不认为宗白华是一位美学家，而更应该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中国文人。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云“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入乎气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而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点出的“俯仰自得”四字更显得闲、高致。他说“中国诗人画家确是用‘俯仰自得’的精神来欣赏宇宙”，“‘俯仰自得’是节奏化了的音乐化了的中国人的宇宙观”。而这种俯仰自得的宇宙观可从宗先生的一首流云小诗中观其一二：
夜
一时间，我觉得我的微躯，
是一颗小星，莹然万星里，
随着星流。一会儿
又觉得我的心，是一张明镜，
宇宙万星 在里灿着。
宗白华先生正是以这种包容宇宙万象的胸襟以“散步”的姿态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美伦美奂的艺术、人生、宇宙的世界。但这并不代表整本《美学散步》都像散步一样漫无目的，不知所云，它始终贯穿着先生的一个美学理念——一切艺术都以建筑为意匠，音乐为指归。他说“音乐和建筑的秩序结构，尤能直接地启示宇宙内部的和谐与节奏。所以一切艺术趋向音乐的状态，建筑的意匠。”宗炳“抚琴动操，欲令群山皆响”，舞蹈是使“严紧如建筑的秩序流动而为音乐”，连德国人也说“建筑是凝冻着的音乐”。艺术表演着宇宙的创化。
能将宇宙人生看得如此透彻的古今中外能有几人？能将“散步”作为自己人生姿态的又能有几人？余秋雨说“让生命得到净化，让生活充满韵味”，我想这净化应从《美学散步》中寻求，这韵味应从宗白华先生“散步”的足迹中品来。由此，我想到了汪曾祺的《受戒》，明子出家的那个和尚庵的门上有一幅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怀一笑笑天下可笑之人”。这才是我们追寻的人生境界。
一本《美学》散步品完，你会发现：我们普通人看书、画、雕塑、建筑、甚至音乐，所看到的理解到的只是一张只有形体的底片，而宗白华先生和他的《美学散步》则是冲洗照片的艺人，于是一张色彩丰富的照片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2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闲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一切景语皆情语”，几乎每一次上中学语文课的时候，都能在课堂上听到老师引用这样的话在评论诗句、散文的意境。“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是的，这样的句子都是出自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王氏为近代博学通儒，功力之深，治学范围之广，对学术界影响之大，为近代以来所仅见。其生平著作甚多，身后遗著收为全集者有《王忠悫公遗书》，《王静安先生遗书》，《王观堂先生全集》等数种。
但王国维先生最著名的大作，还是莫过于《人间词话》了。该书乃是王氏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向来极受学术界重视。今年暑假，笔者就怀着崇敬和学习的态度，拜读了这本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其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是他脱弃西方理论之拘限,力求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批评中。所以,从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很是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在笔者看来，《人间词话》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首先，他以境界说为中心，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
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
按照境界构成的材料的不同，王国维把境界分为“造境”和“写境”两种不同的形态。王国维比较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造境"是作者极逞"创意之才",充分发挥想象力,使万物皆为我驱遣,"以奴仆命风月",这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写境"则是作者极逞状物之才,能随物婉转,"能与花鸟共忧乐",客观的真实受到高度的重视,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王国维还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常常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而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境界,则不能断然定为"理想派"或"写实派".在这种境界里,"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自然与理想熔于一炉,"景"与"情"交融成一体.王国维认为,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只有大诗人才能创造出这种"意与境浑"的境界.
按照境界构成方式的不同，王国维又把境界区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不同的形态。“有我之境”，诗人作为感情激越的审美主体，从对象中反射自己，所以“物皆著我之色彩”，情已外化为景。“无我之境”，赏心悦目之激越之情占主导地位，但景后隐藏着情。
其次，王国维既继承了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某些观点，真正熔中西思想于一炉。王国维先生曾经系统地学习过西方哲学和美学历史，精心研究过叔本华和康德的美学思想。因此，他在书中多次直接引用了尼采和叔本华的话，这在晚清词话中是绝无仅有的。
第三，王国维不被传统词学理论所束缚，敢于创新，自成一家。清朝词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词致力纠正明词末流迂缓淫曼的毛病,崇尚清灵,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不愿迫近北宋词人,不师秦观,黄庭坚,只学张炎,其流蔽在于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于是常州派词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闳约,沉着醇厚,以立意为本,发挥意内言外之旨,主张应有寄托,推崇周邦彦而轻薄姜夔,张炎.这的确使词论前进了一大步.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更是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篱,克服两者之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浙派词主清空柔婉,结果导致浮薄纤巧,不真切,王国维的境界说提倡不隔,以纠正浙派词的流弊.他强调写真景物,真感情,要写得真切不隔.这确实击中了浙派词的要害.对于常州派,他反对所有词都必须有寄托的说法,认为并不是有寄托的词才是好词。因此，王国维能够高于仍然在传统词学范围内辛勤探求的其他晚清词论家一筹。
第四，王国维能够运用朴素的辩证方法进行论证，这样大大增加了其理论深度。整部《人间词话》主要围绕抒情与写景，理想与现实，有我与无我，诗品与人品，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继承与创新的对立统一，建立起整个理论体系，因而能深入把握问题的本质。
不可否认，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