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7-06-21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它掀起了批判一切封建思想文化，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知识的热潮，使中国新兴文化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蔡元培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在进步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批曾去日本、欧美研习过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新知识分子，及一些在学堂乐歌活动期间初具现代音乐知识的业余音乐爱好者，积极响应“美育”的口号，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及希望通过发展我国音乐文化来振奋民族精神、救国救民的抱负，形成了我国新兴音乐界，并兴起了专业音乐活动，在专业音乐教育的创建、音乐理论的初步建设，以及音乐创作的发展等各方面都获得了可喜的成就。
从1919年初起，各地先后成立一些有别于琴会、曲社和戏剧科班的新型音乐社团。其中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有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和中华美育会。北大音乐研究会由蔡元培、萧友梅等人于1919年1月发起组织。会内分国乐、西乐两部，先后设钢琴、提琴、管弦乐队和古琴、琵琶、丝竹、昆曲、皮黄等组，以及中乐唱歌班，丝竹改进会和为外省培养音乐师资的特别班等；并于1920年编刊了我国第一种在国内出版的音乐刊物《音乐杂志》。该会的主要成员为北京各校的音乐教师和学生中的音乐爱好者。中华美育会也于同年在上海由李叔同的弟子吴梦非、丰子恺和刘质平等人发起成立，参加者为各校的音乐、美术、戏剧及工艺课教师。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教育社团，主要利用每年暑期进行讲习会等活动，传授艺术知识。该会编刊的杂志有《美育》。这些新型音乐社团在“美育”的宗旨下，除进行传授音乐知识、研习中西音乐、组织各种社会性的音乐活动外，还编著和翻译各种介绍中西音乐的普及性书刊和乐谱，开展音乐创作等活动，并且实际上已经起了培养音乐人才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自二十年代起，于一些文科大学内出现了我国第一批专业音乐教育的系科，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专修科（1920年9月）；由北大音乐研究会改组的北大音乐传习所（1922年）；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系（1920年，1992年改称上海艺术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1926年），以及上海美专音乐系、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等。这些文科大学附设的音乐系科，为专科音乐学校的建立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1927年11月27日在当时任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的积极支持下，经萧友梅等人的百般努力，在上海成立了我国第一所体制完备的专科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称“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其体制基本仿照德、法等国单科大学，有本科、师范科、选科，设理论作曲。键盘乐器、乐队乐器、国乐等组，聘请中外著名音乐家任教，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较高音乐水平的专门人才。随专业音乐教育的创建，国内开始经常举行各种音乐会，1923年由意大利音乐家梅·柏契领导的上海工部局乐队也扩充为较完备的管弦乐队，并开始有华人进入。一些外国著名音乐家也先后来华演出。这些都使中国的新兴音乐从初期萌芽状态得到了发展，并在人民群众中不断扩大，加深其影响。
第2个回答 2007-06-22
中国现代音乐的一个开端——学堂乐歌时代。
1902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废除科举。新式学堂纷纷建立，中国现代教育由此发轫，音乐作为美育的方式在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心目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蔡元培先生尤其重视并对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给予很大的支持。曾志、李叔同、沈心工等人则为学堂乐歌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学堂乐歌的产生有着历史的特定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拿来的”，也就是当中国还缺乏现代作曲人才的时候，一个直接方便的做法就是拿来外国的曲调填词。这些曲调，主要来自日本，还有一部分是从日本转而拿来的欧洲民歌，并填入新词。
由于新式学堂乐歌不需要硬件设备，所以普及起来非常方便，影响巨大。在音乐文化概念、音乐审美观念上影响了无数青少年。到了辛亥革命前后，学堂乐歌更是发挥了意识形态作用，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虽然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中，现代音乐几乎没有存身的可能，但是城市村镇，凡现代教育普及之处，学堂乐歌就不可阻挡地影响了新的一代人。老歌唱家王昆在晚年总结自己艺术生涯的时候，强调指出民间音乐和学堂乐歌给她打下了最初的音乐基础，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1902年，在废除科举制度办新学堂的背景下，新兴学堂开办了音乐课，当然，那时的音乐课程内容单纯，主要是教唱学堂乐歌。我们所指的学堂乐歌，是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的校园歌曲。学堂乐歌从创始到现在已将近一百年，是我国音乐史上一次具有启蒙意义的音乐运动。
学堂乐歌与新音乐启蒙
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中，在积极倡导“废科举”、“兴学堂”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的口号下，“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主张在新式学堂中开设“歌乐”课程。“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改良派文人仍极力提倡于学校中设乐歌课，发展学校音乐教育，指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在国内的一些刊物上，亦曾发表不少文章强调学校设乐歌课在思想启蒙中的作用。一些留日的知识分子也组织有音乐社团（梁启超等创办“大同音乐会”）并举办讲授西乐的“音乐讲习会”（有沈心工，曾志斋等），并开始采用将日本及欧美流行曲调填新词编新曲的方式来推广新乐。
1903年，清政府对在新学堂中设置乐歌课予以认可。与此同时，各种撰译、编印介绍西洋音乐和新歌曲的书谱刊物陆续刊发，促进了新乐的发展，学堂唱歌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新风尚。
学堂乐歌的创作主要是据现有曲调以填新词，曲调大多选自日本和欧美歌调，以中国传统曲调填词的乐歌为数不多，自创曲则更少。其歌词内容主要反映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宣传女子自强、男女平等的女权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学习科学文明的思想以及许多专门向少年儿童进行思想和知识教育的歌曲，学堂乐歌早期创作中也夹杂有忠君尊孔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
学堂乐歌早期歌集主要有沈心工编的《学校唱歌集》（1904），曾志斋编的《教育歌唱集》（1904），李叔同编的《国家唱歌集》（1905），辛汉编的《唱歌教科书》（1906）等。在从事学堂乐歌活动的音乐教育家中较突出的是沈心工（1870～1947）与李叔同（1880～1942）。沈心工是最早开始编写乐歌教科书作者之一。他所作的歌曲有《黄河》、《采莲曲》、《革命必先格人心》等六首，其中《黄河》（杨度词）一曲“雄沉慷慨”（黄自语），影响最大。李叔同早在留日期间便编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音乐小杂志》（1905）。其中编收的乐歌《祖国歌》（1905）当时曾受到广泛欢迎。他自己填词编写的《春景》、《送别》、《西湖》等歌，长期为青年学生所喜爱。他创作的三部合唱曲《春游》是当时艺术水平较高，也是最早的合唱歌曲。
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广为传播或者说是真正被接受，不是靠传教士的输入，而是中国的有识之士为改造中国，变法自强而进行主动选择的结果。最初是通过学堂乐歌活动及相应的音乐启蒙教育而开始的。这不仅使得西方的乐器及演奏法、记谱法和基本音乐理论知识逐步介绍进来，甚至直接引进外来歌调以重新填词，更为重要的是，乐歌的广泛传唱从文化心理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音乐审美听觉趣尚、习惯，在行为上产生了新的音乐活动方式，预示着中国音乐的发展开始进入新的文化转形期。
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看，这一颇具主动性的文化选择，实际上已成为新的文化变迁的开端。
从乐歌活动及早期音乐启蒙教育中音乐的形态构成、听觉心理和欣赏习惯的改变，以及音乐教育体制、音乐活动方式这些文化因素的变异来说，均意味着中国音乐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古代阶段的结束和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