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汉族为主体，汉族古称华夏族。华夏起源于五千余年的黄河中下游的炎黄部落，故我们自称为“炎黄子孙”。
汉族历行土葬。这一传统与农业地理条件及其文化相关。汉族兴起于中原，这里土地肥沃，视土地为生命之本，所谓“天为父、地为母”。《易经》“天者无所不覆，地者无所不载”之说。在农业民族看来，土地具有“生育”功能。人死后，埋入地中是使死者看得到安息并使灵魂寄居的场所，因此也有必要保存尸体于土中，以待灵魂的归来。
据考古学家现有的资料表明，中国最早的土葬距今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但这只能证明那时已有了土葬，而并不能否认其它葬式（如火葬、野葬等）是否也同时存在，甚至何者是更主要的葬式。要知道，山顶洞人尚不是农业居民。
仰韶人已是稳定的农业居民，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遗址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有规划的整齐的公共墓地。这一土葬传统为夏、商、周所继承。土葬的起源和原始人对土地的某种（文化）认识相关，这一葬式在尔后的农业民族那里被强化，作为通行的葬式固定下来则与稳定的定居农业相联系。
进入文明社会，土葬又最能体现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最能寄托人的“追思”、“孝一类情感，并作为人心治理的一类手段（如儒家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焉。”），因而受到历代王朝的保护。等等这些原因便造成了汉民族根深蒂固的土葬文化传统
在中国古代，不仅汉族历行土葬，诸如匈奴、突厥、回纥、苗等也都以土葬为主要葬式
我国形式的演变
殡葬形式的演变，一是殡形式的演变，二是葬形式的演变。
它们既反映了人类对自居存在的认识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社会财富、等级关系对殡葬的渗透、影响。
作为殡的形式、我们通过民俗学和考古学等资料得知。古人从来是将丧事当作一类社会活动乃至娱乐活动来进行的。他们无一例外地要在丧事中热热闹闹地大办一番，诸如吊唁、巫术、跳尸（娱尸）、唱祭、祈祷、送殡等，尽情地渲泄。后世发展出饭含、小殓、大殓、丧服、摔盆以及守制等。中国历朝对此都有许多相应的礼制规范。
作为葬形式的演变，最突出的是厚葬。它表现在坟墓、墓前摆设、陪葬物等方面，它所极力要显示的是社会等级贵贱的区别。
夏、商、周三代以前，“墓而无坟”（《礼记.檀弓上》），即墓上不起坟堆，也不立碑，但墓中的陪葬品习俗则早已有之，且在殷墟就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出现坟。《礼记.檀弓上》载：孔子合葬他的父母后，解释他为什么要造坟：“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谓四处奔波之人），不可以弗识（zhi，留标志）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四尺约合现在一尺左右。由于是一个小土堆，一场大雨就被涮平，家人只好又重新堆土，可见起坟的原初意义是留有明显标志，以便祭奠。到战国时期，就普遍流行坟丘式的墓葬，而且越修越壮观。《墨子.节葬下》描述当时的厚葬是“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丘陇必巨。”各国君主、贵戚为了示威、示尊、示富于天下，也纷纷在坟丘上大肆炫耀攀比。《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载：秦始皇动用72万人为自己建造坟墓，“坟高五十丈，周回五里余，号曰‘皇陵’，至今尚在。陵者，山陵也。后世奢侈帝王皆效法之。”
为限制坟墓规模的无限制攀比，并使“贵贱有差”，各朝代也在礼、法上予以规定。如《汉律》规定：“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开元礼》规定：一品官坑高一丈八尺，二品以下，每低一品减二尺，六品以下八尺。宋、元、明、清大体沿用此规定。同时，帝陵的墓中建得如同宫殿，称为“地宫”；地上也修有宫殿式建筑，如同皇宫。明十三陵和清东陵是迄今保存得较完好的帝陵及其宫殿式建筑。
与巍峨的坟墓相配套的，是墓前神道两旁陈列着的石刻群。（宋）高承《事物纪原》曰：“……秦汉以来，帝王寝有石麟、大象、辟邪、马之属。人臣墓有石人、羊、虎、柱之类，皆丧饰坟陇，如生前仪卫。”说得很明白，这些东西是要使死者“如生前“一样显赫于人的。坟已成为等级和财富的代表。
我国民族的殡葬风俗
少数民族的葬式风俗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
1．水葬：是中国古代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中的丧葬形式，它是将死者投于水中，任其漂流。这些民族一般都生活在深谷大河之畔，以渔业为生，视江河为自己生命的源泉与归宿，因而弃死者于水中。由于这一葬式有污水源，逐渐受到禁止，后来消失。
2．天葬：又名露葬或鸟葬，是我国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奉行的葬式。天葬以藏族地区最为普遍。其仪式是：人死后，覆以衣被，献以酥油，延请喇嘛念经超度；
出殡时送尸体至喇嘛寺，将尸体置于专设的天葬台上以饲鹫鹰，以被食尽为吉祥，号曰“升天”。我国古代，蒙古族、南岭以南、契丹族都普遍实行过天葬。
3．悬棺葬：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葬式，它是将木桩钉在悬崖峭壁上，然后将茕木搁置于木桩之上，或者将棺木放在天然或人工凿成的岩洞之中。 悬棺葬的葬地都是选在面临江河的绝壁高岩之上，其葬具有两类：一类为一般棺材；另一类为船棺，长度为2-3米，宽约半米多，形似一只船。
据史料和考古发现，我国两湖、赣、皖、浙、闽、台、两广、黔、川以及陕西等的高岩绝壁的山区都曾有过悬棺葬的习俗。悬棺葬的人们认为，尸体放在悬岩绝壁的高处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防止人、兽的侵扰；同时他们以为“弥高者以为至孝”；他们还相信把棺悬于高岩上，“子孙高显”，万事趋吉。这些民族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让祖先的灵魂来保佑、降福于自己。
中国历史上的殡葬改革
佛教的传入与火葬
所谓殡葬改革，是指人们对殡、礼、葬式和丧事活动规范的改变。因为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根据某一观念而进行的，所以也涉及到人们观念的改革。在中国殡葬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土葬和火葬、隆丧厚葬和简丧薄葬的对立；以及近代西方思想传入后所引起的变化。人们的对于死亡的西方思想传入后所引起的变化。于其中，人们的对于死亡的观念表现得最为充分。佛教的传入和火葬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已如前述，中原地区的汉民族（或农业民族）传统流行土葬，以致将焚尸视为奇耻大辱和最严厉的刑罚之一。如：战国时期燕军围攻齐国即墨城，掘齐人冢墓，焚其尸，齐人“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百十倍。”（《史记.田单列传》）但我国古代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却流行火葬。
火葬，又名火化、焚化。《墨子.节葬下》载：“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和熏上，谓之登遐（升天为仙），然后成孝子。”仪渠也作“义渠”，今甘肃庆阳县西南。这一带的火化风俗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时期。如1945年在甘肃临洮县寺洼山的史前遗址时，出土了一个盛有人类骨灰的灰色大陶罐。但是，这些少数民族一旦受到中原更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也多逐渐接受土葬了。
中原地区，较大规模地流行火葬是东汉佛学东移，人们的死亡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之后。佛教视肉体为“不洁净”之物，是灵魂的牢笼；它那无穷的欲望阻碍人的灵魂进入一种高度寂净状态；为求得灵魂的超脱，躯体无须保留，火化之是最彻底的办法。僧徒死后依教规必须焚化，后扩大到民间，甚至皇室成员也有火葬。如五代后晋皇帝石敬塘，其妻死，皇儿便焚其骨“穿地而葬焉。”
宋代以后，火葬在相当地方成俗。如《水浒传》中就有武大郎死后被送至化人厂去焚化了。这表明当时已有了专门的火葬场。当然，这一葬式的普遍流行也和一些地方的人多地少相关。如《宋史.礼志》载：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河东即今山西。《马可波罗游记》载，元朝时我国北至宁夏、西到四川、东到山东、南到浙江的广大地区盛行火葬。
唐中、后叶，韩愈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率先反佛，指责当时的社会僧徒甚众，不事稼穑，巧言游食，不事君臣，父子夫妇之礼（即不承担应有的社会义务），大有悖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中国文化。
到宋、明理学兴起，儒学再次复兴，与佛教的广泛传播相伴随的火葬自然也就在被指责挞伐之列了。
宋太祖建隆三年（692年）曾敕令：“近世以来率多火葬，甚违典礼，自今宜禁绝”（《东都事略.太祖记》。南宋高宗时大臣奏，要求朝廷采取措施，“贫无葬地者，许以官地安葬”（《宋史.礼志》）。但资料显示，宋、元两朝时民间的火葬仍极流行。且由于火葬不占地、省钱、省人力，故颇为相当一些地方的贫苦民众所接受。
据《金史》载，此时的北边的女真人流行火葬，称为“烧饭”。
明、清两代，对火葬之禁尤严，视为“有失人伦”。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下令，禁止浙江等处的水葬和火葬，违者治以重罪。《明律.礼律》规定：“其从尊长遗言将尸烧化及弃置水中，杖一百。”即便是去世长者“有遗言”也不许，可见当时浙江一带对火葬乃至水葬颇为根深蒂固，并无畏惧、厌恶之感。《明律.刑律.盗贼》则强行规定：其子孙毁弃（即火葬、水葬）祖父母、父母及奴婢、雇工人毁弃家长死尸者斩。无遗言而孙人等擅行火葬、水葬要杀头，这是相当严厉了。《明史.礼志》规定：“若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宽阔闲地为义冢，俾之葬埋。或有宦游远方，不能归葬者，官给力费以昆之。”
至此，殡葬又一次被提高到“人伦”即道德和社会治理的高度予以考虑，其理论源头仍是孔子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焉，”
中国历史上隆丧厚葬与简丧薄葬的对立
隆丧厚葬，指丧事中停殡日长（又称久丧）、隆重奢侈、宏大的墓室和高大坟墓、陪葬物丰盛（乃至人殉）的殡葬习俗。与之对立的则是简丧薄葬。
中国至少从殷商以来就有隆丧厚葬的传统，从隆商（今河南安阳）发掘的隆商王室、遗族的墓葬，其宽大的墓圹、丰富而精美的陪葬物，以及众多的人殉（有的一墓人殉竟多达百余人，被认为可能是商王之墓）表明，当时雄踞中原的殷商人盛行的隆丧厚葬。
隆丧厚葬成为中国殡葬风俗的传统，经久不绝，有多方面的社会因素：
其一是中国古代社会财富较丰富，中原地区的农业历来非常发达，这就为大肆操办丧事提供了必须的财物。
其二是“孝”文化的影响。自夏、商、周三代，中国的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一直就是社会基本的政治、行政、军事合一的组织结构，从这种“家即国”、“国即家”的宗法制度中发展出了“孝”文化，其意在时刻申明并强化这一制度。
其三是中国一般能获得较长时期的社会稳定，社会安定几十乃至一二百年是常事，使人们将丧事当成一种社会娱乐、联系的活动来进行，并以此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财富及“孝”心提供了可能。
由于隆丧厚葬需要有相当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故历来的中国社会隆丧厚葬都是由皇室、贵戚、富商大贾率先推动的。如秦始皇陵，目前出土的还只是陪葬墓之一，已出土的陪葬俑、步兵、车兵、骑兵陶俑就多达近万件，马俑五百余匹，木质战车一百三十多辆。而且，兵、马之俑与真人、真马的高度大小相当。据有人推测，象这样的陪葬墓的秦始皇陵的前后左右应各有一座（已挖掘的位置在正东）。如果将秦皇陵全部挖掘，其陪葬品还不知有多少。汉景帝时洛阳赌徒剧孟，其母死，参加送殡者多达官富豪，光所乘的车子就有一千多辆，轰动洛阳。时人乃至以此观剧孟的交际能力和为人们所尊敬程度。这一隆丧厚葬之风历代沿袭，迄至明、清，即便今日亦大有热衷者。
但是，由于隆丧厚葬浪费人力、物力，鼓起社会的铺张奢侈之风，因而历代都有反对者。早在春秋时墨子就极力反对，并提倡“节葬”，并反对鬼神之说，著有《论衡》一书。北宋名相欧阳修还提出“祭之丰，不如养之丰也。”后世遂由此演为“厚养薄葬”的主张。同时，中国历史上也不乏以实际行动反对隆丧厚葬奢侈之风者。汉文这帝遗诏薄葬，改守制三年为二十七日，“出临三日，皆释服。”（《汉书.文帝本纪》），即出葬后三日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汉武帝时，天下奢侈及隆丧厚葬之风日盛一日，这与汉武帝本人的奢侈和大造墓地有关系，当时有个叫杨王孙的人，家有千金之业，临终，愤世风之奢靡，隆丧厚葬之费财，嘱儿子，死后实行裸葬。即：将尸体装入囊中，入土后，从脚下抽出布囊，使裸体葬入土壤中，例子说，葬礼是应该有的，但现在的人厚葬实在太过份了。所以“一味以裸葬，将以矫世也。”（《汉书.杨王孙传》）。汉末谏议大夫贡禹向汉武帝上书，痛陈厚葬之风对社会经济的危害性以及民风的腐蚀作用，并强烈地反对隆丧厚葬。他认造成这样的情况，责任在皇帝带的头，“过自上生”，汉武帝，昭帝，宣帝陵的营造都奢侈过度，“大失礼逆无心”。（《汉书.贡禹传》）。无奈颓风难挽，西汉王朝不久就覆亡了。
各朝代开国之初，民风俭相，社会经济极待恢复，朝廷为休养生息，故历朝开国几代帝王都能大力提倡简丧薄葬，并大体能行之效。如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高宗等都提倡过“薄葬”。但朝代进入中，后期，隆丧厚葬这风就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奢侈之风一同成长起来。直到该朝代垮台。新朝代建立，新一轮循环又重新开始。
这一隆丧厚葬和简丧薄葬相互对立的模式大体被历朝所承袭。
隆丧厚葬又离不开土葬。因而，它总是借助于土葬的形式而肆虐的。
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与殡葬变化
追问哥，不是殡葬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