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族群名称（如××民族）一旦确立之后，除了反映族群之间的实质性差别外，也会具有一定的固定形象（image）和符号象征（symbol）意义。
在实际过程中，群体间实质性差别的消亡很可能早于群体名称象征意义的消亡，特别是对群体的划分予以制度化之后。例如，中国户籍制度中关于“民族成分”的正式登记会有意无意地提醒人们他们具有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差别，而与民族成分相关的各种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生育，入学，就业，提干，福利等）则会在客观上强化人们（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不管是受惠的还是不受惠的族群）的民族意识，并必然会引导人们把“民族”作为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手段。许多人在多年登记为汉族之后又要求改为少数民族，他们的民族意识中是把少数民族成分视为具有“含金量”的。
在民族意识和凝聚力增强的过程中，一些本族的古代传说（如黄帝对于汉族），历史人物（如成吉思汗对于蒙古族），与本族群有关的山水城市（如长白山对于朝鲜族），本族独有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歌曲舞蹈等等，都可能被固定下来，不断加工或者神化，最终被人们视做本民族的象征。这些象征或者标志着本民族在历史上的辉煌，或者标志着本民族与其他族群的区别，成为向下一代进行民族意识教育的主要内容。
有时民族差别在许多方面完全消失了，人们甚至很难指出两个民族之间的实质性差别，但由于抽象的“民族象征”仍未消失，人们的民族意识也依然存在。在缺乏实质性差别但是存在族群特殊利益的情况下，也许“民族象征”会被人们有意地强化，作为维持本族民众的民族意识的重要手段。在民族关系长期处于矛盾冲突的状态下，或者政府有关政策有意或无意地不断强化民族 界限和民族意识的情况下，这些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东西就会被人们强化，甚至创造出新的民族象征来。而当民族平等真正实现，民族融合成为大趋势和部分成为现实时，这些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东西就会逐步淡化甚至消失。所以，一个多民族国家内，对于民族象征物强弱演变的分析，也是理解民族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
民族意识的产生，它在不同社会场景下的演变，“民族象征”在加强，保持民族意识方面的作用，都是我们应当研究的专题，在5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获得了平等的政治地位，得到各项优惠，这种政策使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表现之一就是在进行“民族识别”时申报了400多个族名。这种情绪是封建制度和国民党政府长期压迫中积累下来，而在解放之后表露出来。建国50年来，如果做横向比较，中国部分民族（如与汉族差别较小，长期与汉族混居的满族等）和一些民族的部分成员（如在城市和政府就业，长期与汉族职工共处的人员）的民族意识在淡化，也有部分民族的民族意识有所加强.如果做纵向比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意识的发展趋势也不同，这些变化受到国内形势和政策的影响，也同样受到境外政治势力和国际外交的影响。
从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必然会不断发展，民族最终是会相互融合的。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它的各个方面（包括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应当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的方向相一致。如果出现逆反的情形，这种短期的逆反也必然有它的道理，往往是在此之前一些外力压迫积累的结果。从当前世界上的大局势来看，西欧在趋向于“合”，东欧和前苏联在趋向于“分”。西欧是所谓“民族—国家”的发源地，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在“多元”的基础上探讨实行某种形式的“一体”。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长期自称是实现了民族平等，创造了和谐的“民族大家庭”的。但从近年表现出来的实际后果看，东欧和前苏联的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解决得并不好，不然不会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即以民族冲突和内战的形式表现出来，说明缺乏真实基础的“一体”最后仍可能向“多元”转化。民族意识的产生与演变十分复杂，影响民族意识变化的因素也很多。对于民族意识的发展方向，民众与政府都在有意识地进行某种引导，民族象征的创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强化或弱化，都反映了一个国家民族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因此也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亟待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