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一般意义的管理，是指“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管理。
人类的各种类型、类别的社会活动，是所有参与者，围绕其群内的共同利益、承担其共同责任、命运与共而结成的群体活动。
社会各类活动中的管理，也是其活动中的一部分，即管理活动。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活动；是社会活动中的“管理活动”。
管理的对象，应是整个活动的各个方面及全过程；其中也包括管理活动。管理的对象，也包括“管理”“自身”。
这样的人类活动的群体，在原始的最初形成时，往往是三、五成群的凑合的乌合之众。这样的活动中，也会涌现有人“牵头”、“出点子”，但还称不上是“管理”。随着多次群体活动的持续和扩展，“组织、安排、协调等活动”的管理行为，渐渐增加和明显起来。在人类的生存、生活、生产等实践活动的漫长的进程中，管理活动(由家庭家务管理到社会群体管理)得到不断强化和突出，逐渐成为社会活动中的“核心”和“上层”活动。这既是家庭管理方式在社会活动中的对外延伸，又是社会活动内部的自身需要和必然的提升。
在开始出现有管理层面的社会活动的时期，管理与“管理的对象”并无明显分化，群体活动中有“管理活动”，管理仍是群体活动中不与分割的一部分。管理者与被管者也无明确分工。而且，管理者往往是参与活动最主动、出力最多、奉献最大的人；被管者也只是参与者，为了共同目的，自动参与活动，有时积极参与“管理活动”，时不时也是管理者。能者多劳，劳者多能。谁的意见对整个活动有利，对群体有好处，就听谁的，就跟着谁干。
在多少岁月的社会活动中，随着管理效能的提升，管理活动作用逐渐受到重视，并得到突出和强化。管理与管理对象这二者区别，方才逐渐明显。管理活动作为上层活动愈升愈高，与群体的基层活动渐渐分层、分离，拉开了间隙。管理对象由原来的“群体活动”，演变为活动的“参与人”和物。这就是一些
经济管理学教材中所谓的“管理对象，是被管理者(人)和物”。这种管理方式，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提高群体活动能力和效果的作用。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社会群体活动能力(生产力)的提高，获取或生产的物品愈来愈多，在实现了参与者的即时生存消费的状况下，出现剩余和积累，也就是现代人所谓的“财富”。这使群体活动成果的分配，有了复杂化的变迁。原来参与者(包括男女老少、家庭“一窝蜂”)“人人有份”、“自需自取”(自给自足)的普遍缺泛状况下的所谓“公平”、“绝对平均”，其基础发生了动摇；“按劳分配”观念有了启蒙。于是，社会群体活动也出现新面貌：一方面，以家庭生活为群体的
经济活动，普遍开展，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辅以家庭之间的互通有无，交换余缺。
这种以家庭的生存、生活为单元的小群体，是不是社会的倒退？不，不是倒退。而是社会在当时的进步，且是当时社会管理的成果。因为在形成所谓“家庭”之前，是群居群婚状态，生育繁殖是一种人类的本能；初生的婴儿仅靠母亲的哺育，完全依靠有血脉关系的群体而粗放生存和成长。家庭生存、生活经济的形成，有利于人类的繁衍、传承和发展，是社会管理有了稳定的根基的重要因素，也是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直到现代人们，还是将“国和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称之为“国家”。
另一方面，社会活动也从群体群动的活动，提升到群众的公共活动。家庭之外的、家庭解决不了的事物，涉及众多家庭的利益和安全的公共事务，就由社会公共活动承担。公共活动更需要管理，而且是更高层的
公共管理。
这样，管理和管理对象就出现了显剧的“异化”。管理活动逐渐离开了社会基层活动，成为社会活动本身的凸突在外的特殊阶层。管理者也成为高高在上的俯瞰者，成为超脱被管理对象的、自困于脱群状况的管理者。
于是，随着管理与被管理对象之间的裂痕的加深和扩大，社会活动出现撕裂，造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宏沟。随着管理层面中出现日益增长的“公为私用”、“以公谋私”的集团势力，争夺或霸占管理权，愈演愈烈；这样便形成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状况下，社会整体活动能力受到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受到破坏，被管理者的生存和生活已失去应有保障；于是便引发攺变社会命运的革命。从而，在新的社会活动的基础上，使管理与被管理对象，贴近融洽；让管理者真心实意地为公共利益、为共同命运的美好前途来搞好管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