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又尖又长的刺，又大又扁的茎就组成了我喜欢的仙人掌。
仙人掌的刺其实是它的叶，又大又绿像手掌般大小的茎里有许多宝贵东西呢！仙人掌跟其它的花不一样。有的花在晚上释放二氧化碳，而仙人掌在晚间释放氧气。仙人掌也有用“武”之地呢！它可以药用、排毒，还可以解渴。开花时还有一定的观赏价值。它的刺无比尖锐锋利，有一次我还救了我家仙人掌一命呢！不过我的手还被它扎肿了。我妈妈几乎半年没浇过一次水了，我给仙人掌浇了一点水，它才有了精神。妈妈一见还夸我，幸亏浇了水才让它能复活。
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遇困，困窘间向报社投稿，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完成散文集《商市街》。写信结识鲁迅，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生死场》是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之一，引起当时文坛的重视。1935年月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从而奠定了萧红作为 抗日作家 的地位。
我认为你可以把她在困难中奋斗的精神渲染一下，例如爱国，不屈，顽强，面对挫折不低头等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谢谢。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带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做野草一起地割掉，把狗尾草当做谷穗留着。
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满留着狗尾草的一片，他就问我：
“这是什么？”
我说：
“谷子。”
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
“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
我说：
“是的。”
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
“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你看。”
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地就抛给祖父了。说：
“这不是一样的吗？”
祖父慢慢地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
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了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去了。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
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
“下雨了，下雨了。”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她的脸上有一双带着稚气的、被长长的睫毛装饰起来的美丽的眼睛，就像两颗水晶葡萄。
这孩子黑虎头似的脸上，生着一对铜铃一般的大眼睛，十分精神。
他的眉毛时而紧紧地皱起，眉宇间形成一个问号；时而愉快地舒展，像个感叹号。
他那红嘟嘟地脸蛋闪着光亮，像九月里熟透地苹果一样。
他地耳朵白里透红，耳轮分明，外圈和里圈很匀称，像是一件雕刻出来地艺术品。
她那张小嘴巴蕴藏着丰富的表情：高兴时，撇撇嘴，扮个鬼脸；生气时，撅起的小嘴能挂住一把小油壶。从这张嘴巴说出的话，有时能让人气得火冒三丈，抽泣不止，有时却让人忍俊不禁，大笑不已。
李老师有一头漂亮得头发，乌黑油亮，又浓又密，她站在阳光下，轻轻地一摇头，那头发就会闪出五颜六色地光环。
我地同学萧红，梳着一条大辫子，黑亮黑亮的，浓浓的眉毛下嵌着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看起来蛮漂亮的。
本篇叙说的是一个农家女孩在校寄读的故事。
女主角王亚明出身染匠之家，十分珍惜家里供她上学的机会，勤勉好学，却因为劳作给她的一双黑手和贫寒的出身、土气的习惯、朴实的言行，遭到校长、舍监和众多同学的歧视与羞辱，困难重重，最后被迫离校。作者突出人的精神处境，它是由经济地位转化而来的，具有社会伦理学的内容。
小说用第一人称，采取客观写实的手法，结构严谨，长于刻画，人物的个性描写是成功的。 转篇东东你参考： 读萧红短篇小说《手》有感 作者：竺伟波 小说《手》讲述的是：一个乡下染匠的女儿，满怀读书的理想来到城里念中学，就由于她有一双因劳动而染黑的手，这便成了她洗刷不掉的耻辱，受尽歧视，最后被赶出校门。
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有力地鞭挞了贫富悬殊而又金钱至上的罪恶社会，同时发出了争取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正义呼声。 小说主人公王亚明的形象被塑造得较为厚实、凝重。
王亚明在家时，常年把手浸泡在染缸里劳作，她的手从指甲到手腕以上都变成了“黑的，蓝的，又好像紫的”，同学们因此常嘲笑她。于是在父亲来学校看她时，她就向父亲要了手套。
可父亲把手套给了她，在同学们面前她却说：“我戴手套本来是没用的。”这种矛盾的做法，微妙地传达出她内心的羞怯。
当校长让她父亲到接待室去坐坐，她父亲因害怕收费，竟被吓跑了。在阅报室里，王亚明问“我”，到接待室谈话要不要钱。
“我”答不要钱，她说：“你小点声说，叫她们听见，她们又谈笑话了。”自尊自爱的她是那样敏感，随时随处都担心别人讥笑。
即使她受到别人伤害的时候，也从不与人计较。她误用了一个同学的铁锅，那个同学咆哮着把锅踢翻，又把鸡蛋“好像抛着石头似的用力抛在地上”，而王亚明不但没有去争执，还一边收拾着残局，一边惋惜着那只被弃置的铁锅。
作品采用对比的手法，着意描写了另一双手——女校长的手：“女校长用她贫血的和化石一般透明的手指去触动王亚明的青色手”；“她（校长）用她惨白的手指去撕王亚明的领口……”而王亚明此时却用“青手捧着眼泪”；校长看到“已经落到地板上的”和“马车夫一样肥大的手套”，竟“抑止不住地笑出声来了”。而饱尝一顿粗言恶语的王亚明却“背向着教室，也背向着我们，对着窗外大风哭了……好像风声都停止了，她还没有停止。”
给人留下印象尤深的是：校长用她那黑色漆皮鞋，那亮晶晶的鞋尖去踢了一下，并且又踏了一脚地板上王亚明的那只肥大的手套，读到这里，让人不禁感到，校长那只脚岂止是踏在王亚明的手套上，而是对她人格尊严的粗暴践踏！在英文课上，她忙着用小册子记下来黑板上所有的生字。同时读着，同时连教师随手写的，已经不必要的，读过的熟字，她也记了下来。
在第二点钟地理课上，她又费着力气模仿着黑板上教师画的地图，她在小册子上也画了起来……好像所有这最末一天经过她的思想都重要起来，必得留下一个痕迹。在下课的时间，我看了她的小册子，那完全记错了：英文字母，有的脱落一个，有的她多加上一个……她的心情已经慌乱了。
这便是她一生中最后一课。直到晚上，她的父亲还没有来接她，她不得不又在那长椅上展开已经捆束起来的被褥，“只有这一次，她睡得这样早……她的左右并不摆着书本。”
学校既是她留恋的地方，又是让她伤心的地方；她不愿离开，却必须离开；她准备马上离开，却又得延后一天———这是多么难耐的折磨，多么裂心的痛苦！然而悲剧并未止于此，当随父亲即将回家的时候，她依然“在轻微的笑声里边戴起了手套”，说：“再来，把书带回家好好读读再来。” 王亚明已经有了那么的不幸，却仍然没有彻底幻灭，这就更深化了王亚明悲剧的意义。
作品在这里一波三折，一再创造悲戚氛围，产生了强烈的心灵震撼力。那么，究竟是谁迫使王亚明离开学校的，也就是说造成王亚明读书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当然是那个贫富悬殊而又金钱至上的罪恶社会。
王亚明的父亲送她上城里念书，只是为了让她能“明白明白人情大道理”，而王亚明呢？除了对学习的渴求外，还希望将来能教自己的妹妹，就是怀着这样朴素的愿望，全家人把吃咸盐的钱都拿出来供她，她才有了进城读书的机会，然而在那黑暗的时代，社会不容许底层人民有如此“非分”之想。校长停了她的早操，是因为她有一双“铁手”，而“学校的墙很低，春天里散步的外国人又多，她们常常停在外面看的”；校长那次严厉的训斥，是因为学校来了参观的人，她没有及时躲开，而她的衣裳颜色太旧，有碍观瞻；最后，校长连考试都没让她参加，就把她撵回家去，还是因为她是穷人家的孩子。
在这个富人的世界里，金钱是万能的。 可以说，这病态的社会，造就了一批病态的人。
王亚明忍辱负重，潜心攻读，到头来连考试的资格也给取消了，怅然地离开了学校。她那读英文吃力的声音，蜷曲地睡在走廊过道椅子上的苦寂，手套被校长踏过后的隐隐啜泣……必将长久回荡、叠印在她的心头，化作人生的凄风苦雨。
掩卷，我们深切地同情王亚明的悲凉命运，愤慨于那罪恶的世道，我们也惊叹于作者那巧妙的笔法。作者以短小的篇幅，塑造了个性。
萧红，童年里的家人貌似只有她祖父，而祖父也是爱她的。假如没有祖父，萧红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忆她的童年吧。但祖父走得早，而后的萧红便离家出走了，过上漂泊无依的生活。其实也不能说是漂泊无依，一路的生活下来，萧红也是曾有过依靠的。其表哥陆哲舜，其未婚夫，萧军、端木以及短暂的骆宾基。但是，也许是因为萧红太贪心，也许是因为她命不好，一路的人，谁也没有为她带去持久的爱与稳定。而加上一个不争气的时代，萧红这样的人，不死，又能怎么活呢？
很多人提起萧红，记忆的也许主要还是她的感情寄托。这也没错，毕竟她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作家、妻子、母亲。而作为女人，无论是幼时的她，或是成年的她，似乎一辈子都在寻求那份感情的寄托。而每次的寄托都会换来破灭，所以她只能逃亡。祖父死了，离家出走；表哥走了，回到了家；家里容不下，便再次出走找到了未婚夫；未婚夫走了，遇到了萧军；萧军，最为难忘的一段；永远的分开了，端木；端木未能尽意，虽有骆宾基在侧，但那时真正陪伴她的就只有病床和死亡了。死去，葬在了浅浅的浅水湾，守着一口平静的海面。但也许，你早已和大海融为一体，去畅游那无垠的自由，或是再次遭受着无边的寂寞。或未可定。
萧红的一生，也许心里的那份沉重永远只属于萧军，因为他们共患难过，也相守过。而于萧军，心里也有萧红，但他心里还有其它。感情可以是萧军的寄托，但不会成为他的全部，特别是在那样的年代里。而遗憾的是，感情于萧红讲，却是其终身寻求的寄托与全部的希望所在。也许，萧红真正想要的只是一个稳定的环境，一个可以好好休息，一个足够起居，一个有美丽，一个可以自由写作的地方。但再次遗憾的是，她的这些却没有哪一刻达成了。因为她深刻的明白，在这一切的前提之上，还应有一个男人，爱她，呵护她，也让她爱，让她呵护，一起生活。但是前提没能实现，所以即使有了所谓的一切，也不过是一场空虚寂寞的梦罢了。梦醒了，终归还是要痛的。还是要寻找的。
萧红也是一个作家。一个写自己想写的作家。也许，萧红只是想写出她所看到的和与她有关的。但写者有意，读者无心。读者更多的是借萧红之眼与笔去突出了那个年代的悲哀。可是，那种悲哀与萧红又有何干呢？即使那种时代的悲哀是杀死萧红的凶手之一，但我相信，萧红不怪它。既不怪它，也如也不爱它一样。也许，这也成了许多人去攻讦萧红的原因，包括曾经的自己。认为在那个年代居然只写些轻浮的文字，不懂得革命与大义，算什么作家！但是，我错了。革命与否，大义与否，且不论。一个时代，只有尊重人的时代，也只有让自己尊重自己的时代，才是好时代。而如果仅仅因为萧红在那个时代尊重了自己而去责骂她，并且理由还是她未能为了新的尊重人的时代而努力的话，那就错了。只会反问，一个连现在都不懂得尊重人的时代，难道经过一番杀戮之后，就能变成一个尊重的时代？变成一个让我们尊重的时代？不可能。在任何时代里，萧军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聂绀弩可以有，丁玲可以有，胡风可以有，鲁迅可以有，萧红也可以有。根本不需要将这种问题拿出来讨论。那些叫嚣着要讨论这些问题的人，才是真正的居心不良。而纵观近代历史，哪一次的这样的讨论不是带来了一场新的杀戮？不是显示出了道义的苍白？人性的丑陋？萧红没有资格承担这些。她和历史上众多的无名之辈一样，都没有资格。她只是作为一个女人在寻找她的寄托而已……
萧红的死，死于疾病之类。人类的肉体大体都会经历这样的死，生活不认真之辈也会得到这样的死，天生病体的人也是这样的死。所以，既然她都已经死了，就无需再为那份死考证出过多的死因。一个女人死了，一个妻子死了，一个母亲死了。作为母亲，萧红确实该被骂！无论她有多么正当的理由，但事实就是她虐待了两个孩子。那些会在这件事上为萧红辩护之人，请摸着你的良心，看看你的人性是否还在。假如，你就是那个孩子呢？有处在孩子的立场上为其想过吗？有没有想过你的辩护之词实质上是在唾弃新生命？作为妻子，其实萧红不幸福。虽然“妻子”这种头衔于她来说也无足轻重，但若是妻子是代表着稳定与安宁以及感情的寄托与回应，那我想萧红还是会欣然接受的吧？作为女人，我却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五个男人，三十几年，就是她作为女人的全部。五个男人，不可耻，三十几年，何谓可惜？这样的命运其实在如今的底层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是有的。只是，难以计数。并且，那些被我们遗忘了，而萧红的故事却为人所知。罢了。
萧红，想说的也就这些了。这是悲剧吗？我没有答案，因为我不是萧红，而我也不想成为萧红，我也不想自己身边之人成为她。萧红不值得深记，还她一份安宁吧？相信转世的她，会不一样。
相信自己这样想，对萧红来说，也是幸福的。
她，原名张乃莹。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带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做野草一起地割掉，把狗尾草当做谷穗留着.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满留着狗尾草的一片，他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是的.”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你看.”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地就抛给祖父了.说：“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慢慢地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了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去了.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了，下雨了.”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今年寒假我看了《小学生萧红读本》原本我以为她是一位文静，厚重的受人们爱戴的大作家，没有想到萧红小时候也有一段淘气顽皮但很幸福快乐的时光。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萧红带着家人去看野台子戏的这一篇，在看戏时，人们都象过节一样打扮得很干净，特别是姑娘们，个个把自已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刘海线剪得一刀齐，有胭脂的擦上了粉红的胭脂，还穿上了新衣服，有藕荷色的，有银灰色的，有的姑娘觉得还不够漂亮，在上面装饰了一下。
头辫梳得一丝不乱，扎了红辫根，绿辫俏，也有扎了水红的，也有扎了蛋青的，打扮得可清秀了呢！戏台上那些演员们更是个个打扮的光彩照人，再加上那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其实在现代生活中也有这样的场景，就在婚礼上。参加婚礼的女士们也个个打扮得很美丽。
有的穿上了礼服；有的穿上了高跟鞋；有的在胸前挂串珍珠项链条；有的在头发上装饰了一下次；还有的特意化了妆，个个有如七仙女下凡，貌美如花。男方的女方的亲人，亲戚，朋友，同事都来了，大家欢聚在一起祝福他们。
终于新娘出现了，她身穿美丽的婚纱，头戴雪白的头纱，手上戴謓闪耀的钻戒，脚上穿着晶莹剔透的高跟鞋。当新郎新娘同站在舞台上时，舞台格外耀眼，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舞台上。
新郎新娘不就像戏台子上的那光彩夺目的女主角和男主角吗？读了这本书让我颇有感受，童年原来这么重要，这么幸福，这么快乐，这么无忧无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