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留存下来的，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封建王朝长达近两千年的统治给我国留下了丰富宝贵的历史宝藏和文化遗产。
明朝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领导的王朝，它不同于前面的朝代，明朝是一个废除丞相的朝代。
这一举措是为了稳固统治，为了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建立了新的机构——内阁和司礼监，统治者却没想到这个本意为辅佐皇帝处理朝政的机构，最后反而加快了明朝覆灭，这是为何？
一、一切为强化皇权服务
出身农民的朱元璋对官吏本身就没亲近感，洪武三年任左丞的汪广洋，有职有权，明祖对其评价是"屡献忠谋，比之子房、孔明"。
但权力欲较强的左丞相胡惟庸，不甘心原有权力的失去，仍然抓紧手中的余权不放，洪武六年以后，丞相的作为既有太子预政的干预，又有诸司的限制，又有明太祖亲自处理庶政的临察，胡惟庸处于皇权无微不至的监视下。
胡惟庸恋权的行为为太祖不容，在通政司设立后，中书省和丞相都已经发展到必须要铲除的地步。
洪武十二年九月，两位宰相被捕后，在审判过程中却不料涉及太祖指使胡惟庸毒杀刘基的隐秘，演变为大狱案，诛杀两位宰相相，一位大夫，废黜中书省，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沿用了将近十六个世纪的丞相制度就宣布正式废除了。
废丞相这一举措也包含了朱元璋"自信"这一因素，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农民出身成为一国皇帝，必然有着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和才能。
无论是军事、治国能力还是帝王之术，在中国古代君主中都属于第一档次。面对海量政务和文书，有着较强的处理能力。
但就算是朱元璋，都要"起早贪黑"地处理政事，也感到吃力，为建立内阁和司礼监以辅佐处理政事奠定基础。
同时，朱元璋对其自身对后代的培养和教育是"自信"的，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立皇太孙是少见的，而明太祖开辟了明朝第一例，这正是处于对自己儿子朱标和孙子建文帝的喜爱和信任，事实也证明，建文帝的确是个明君，勤于政务。
在朱棣篡位登帝后，一方面修改史书抹黑建文帝，另一方面励精图治，勤于政务的程度与朱元璋不相上下。
仁宗和宣宗缔造了"仁宣之治"，仁宗和宣宗熟悉治国之道，勤勉治国，甚至是复辟后的朱祁镇都甚至在正统年间的败政，在天顺年间专心政事，"五更二鼓起，至晚而休"。
可以说明朝前中期的君王大部分都是专心政事，有较好的治国才能的，朱元璋对于后代的教育是"自信"的，这也为其设置两个机构却不甚担忧管理问题，他对自己后代管理能力是自信的。
朱元璋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皇权，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皇帝可以更好地把控朝政，但长期繁多的政务，必须需要人协助处理，是内阁和司礼监设立的前提。
同时太祖对于后代的"自信"也是其设置内阁和司礼监与其共同处理政务却未担心这两个机构的设置是否会带来弊端的根本所在。
最初是为了辅佐皇帝处理政务
中书省裁撤后多余的政务由六部分摊，但大部分交由皇帝本人处置，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六部地位，朱元璋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皇权，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皇帝可以更好地把控朝政。
废除丞相制度、裁撤中书省和尚书省之后，六部与皇帝共同处理政务，但大部分政务仍然交由皇帝本人亲自处理，极大地加重了皇帝的负担，原本国事公文尚有丞相以及三省代劳，而今则必须由皇帝本人过目。
同时面对海量政务和文书，朱元璋"起早贪黑"去处理政务，相权自废止后，明太祖集皇、相权力于一身，每天还要处理大量的政事。
朱元璋为了保证皇权军权不至旁落，又便于处理政事，因此产生了设置机构协助其处理政务的念头，也是司礼监和内阁设置的根本原因。
明代宦官机构，在洪武年间创建完毕，在颁布有关宦官的禁令的同时扩大宦官机构，可见明代宦官机构的设置是朱元璋根据统治需要设立的，也正是运用宦官这一机构加强统治。
明代宦官衙门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掌奏章机要，居"二十四衙门"之首。
明代内阁起源于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起参谋顾问的作用，具有辅佐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的职责，但是不具有统领百官的实权，内阁完全依附在皇权之下，使皇权强化的产物。
为什么加快了明朝的灭亡
1、内阁成为拉帮结派之地
内阁作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机关，最开始的内阁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关，它既无官属，也不能没有权力直接统辖各部事务，内阁对于朝政国事没有独立裁决的大权，而是奉诏办事。
然而随着事件的推移，阁权一代一代的积累，逐渐突破了原有的规范，向宰相化道路发展。仁宗到英宗这一时期内，开始了以六部尚书、侍郎兼任的内阁大学士，并有了官属和相应的办事机构，有了"三杨用事，政归内阁"的说法。
明中叶以后，内阁又有首辅、次辅、群辅的区别，首辅位及人上人，一切朝政归其调度，尤其在明嘉靖一朝，严嵩、夏严赫然成为了"宰相"，压制六卿。
此时的内阁已经掌握了一部分宰相之权，早已经不是当初的皇帝"顾问"，首辅已经成为了不被法律认可的实际宰相，内阁则成为了事实上的全国行政中枢机构。
而中每个内阁大臣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争夺首辅，都要网罗党羽，拉帮结派，明代内阁大臣都是翰林院出身，在进入内阁后便有一些同僚、同乡、亲信官员等聚结在周围，形成朋党势力。
同时，内阁中的每个官僚集团都很重视对言官的笼络，因此首辅们总是竭力控制言路，任人唯亲，朝廷因此出现了许多圆滑的言官。
在残酷的政治权力之争中，弱肉强食，几乎每个人都拉帮结派，培植势力，使得朝廷成为权力之争的地方，失去了为民、为国尽忠职守的作用，而一个朝代若臣子们都想着为自己谋权夺利而非为国家考虑，这个朝代离覆灭也就不远了。
2、司礼监权力膨胀
明太祖时期，太祖对宦官官吏十分之严，因此洪武时期的宦官不敢干涉权力，到了明中后期，官宦势力猖獗，一部分士大夫投入了宦官的怀抱，形成了一个阉官和官僚士大夫的结合体—阉党。
洪武年初朱元璋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并规定宦官不得识字，但后来明仁宗废除此祖训，并专设内书堂教宦官识字，开始用宦官传布政令，宦官也就有了弄权干政的机会。
而宦官中有一部分就属于司礼监，内阁虽有票拟权，但必须有君王的批朱才生效，而明中后期皇帝多昏庸，由司礼监根据皇帝旨意"兼笔"，司礼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明朝皇帝的代言人，从而为宦官假借实权、操纵政务打开了方便之门。
魏忠贤、汪直、刘瑾等臭名昭著的权阉就是凭借其司礼太监的身份掌握了批朱大权，从而上演了一幕幕擅权的政治闹剧。
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皇权与阁权的矛盾日益加剧，为巩固皇权，皇帝便授权阉官以大权制衡内阁，从而使宦官势力在朝廷急剧膨胀起来，而明武帝在内阁和宦官之间更偏袒宦官，这也就导致了宦官对内阁的轻视。
3、司礼监与内阁相互利用，扰乱朝纲
内阁的票拟权与司礼监的决策权相比下，内阁充其量也就是建议权了，司礼监的批注权严重地制约了内阁所拥有的票拟权，司礼监就变成了维持皇帝与内阁联系的一个中枢机构，在此层面上，司礼监处于比阁臣更优越的地位。
正是由于内阁职权受制于阉官的淫威，因此阁臣为了在朝中立足，必须先趋炎附势，讨好宦官，从而取信于皇帝，连首辅大臣也不例外，即使是颇有清誉的张居正，也是如此。
而阉官为了进一步扩张权势，也需要操纵和利用内阁，魏忠贤为了把持朝政，与内阁首辅结为好友，排斥异己，专权擅权，无恶不作，内阁完全成为了阉宦专权的工具。
明代阁臣和宦官为了各自的利益，狼狈为奸，内阁和阉官之间的斗争和勾结，导致了党争连绵。
阉官擅权和内阁纷争一同扰乱朝局，早就已经失去了设立内阁和司礼监的意义，反而酿成阉党势力猖獗，这是明代皇权政治下内阁体制的必然结果。
结语：
权力膨胀，互相利用是根本原因。
随着明朝的发展，统治者不再像明朝前期的帝王一般励精图治，勤于政务，而是昏庸无能的。
同时由于司礼监和内阁的本质已经由辅佐转变为掌权，导致了内阁和司礼监的权利膨胀，内阁与司礼监争斗和勾结扰乱朝政，导致明朝中后期朝局混乱，从而加快了明朝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