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07
文言语气词的“产生”
关于中国文字的产生，虽然学界还有争议，但公认甲骨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根据目前对甲骨文的研究，其中不乏各种语气，疑问的语气是最常见的。但这些问句中有没有语气词，哪些是语气词，研究者的意见并不统一。老一辈学者如郭沫若、陈梦家、管燮初等先生都认为甲骨文中是有语气词的。不过他们提出的语气词数量很少，只有“乎”、“不”、“才”（即“哉”）等几个；而就是这几个，也没有得到国内外大部分语言学者的认可，随着研究的深入，可以说这几个“语气词”已经被排除。
有关语气词的产生，王力先生《汉语史稿》有如下论述：“在西周以前，汉语可能没有语气词。”语气词产生于春秋以后，这是有大量文献可以证明的。从《尚书》开始，《诗经》、《左传》尤其是《论语》及战国其他诸子著作，都有大量各类语气词。
但引起笔者注意的是《论语》之前的这一时段。按照通行的说法，《尚书》、《诗经》成书于春秋中期或稍前，《左传》、《论语》成书于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前后相差才二三百年，语气词却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迅速发展到完备的阶段，这种“爆发”式的语言现象，应该如何解释？是否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从古至今，并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大家似乎都不认为这是个问题。考虑到上述几部经典多多少少都与孔子有些联系，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史马迁谓孔子“删诗”由来已久，《汉书·艺文志》也说《尚书》乃“孔子纂焉”，那么这十几个语气词从在书面语中开始出现，到大量运用，也许根本没用二三百年的时间，而是同时出现的。假如事实果真如此，联系到当下语言学家们的共识，文言语气词也是古代口语，那么这种现象就更加不可思议，问题也就显得更严重。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二三百年间甚或在某一时间点，突然出现了一整套以前所没有的语气词，那么它出现的最初动因是什么？在古代传播手段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在全民口语中迅速普及的？又是如何进一步在战国书面语中广泛运用的？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必须有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解释，否则，以往有关此一问题的种种议论，岂不成了无的放矢之说？
文言语气词是何时“消失”的？
除了文言语气词的出现过于突然，它的消失也很神秘。王力先生说：“汉语语气词的发展有一个特色，就是上古的语气词全部都没有留传下来，‘也’、‘矣’、‘乎’、‘哉’、‘欤’、‘耶’之类，连痕迹都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来自各方面的新语气词。”如此重要的一类词，突然某一天在口语中消失得“连痕迹都没有了”，虽然王力先生将这种矛盾现象说成汉语发展的“一个特色”，但这个“特色”是否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呢？更奇怪的是，被口语弃之如敝履的“之乎者也”，却被书面语奉之若神明，甚至成为文人身份的标志，斯文典雅的象征，持续使用了两三千年。正因为这种现象难以理解，不少研究者并不同意王力先生的观点，千方百计地寻找文言语气词与近代汉语语气词的联系。笔者认为，既然古代口语中确实存在过文言语气词，那么首先搞清它们是何时“消失”的，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消失”的原因，最终解开这个语言史上的“千年之惑”。
明清口语中有无文言语气词？
明清口语中有无“之乎者也”？若非专业研究者可能不敢轻意回答，但古代语言、文学研究者大多应该明白，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明清是古代小说、戏曲的繁荣期，白话已占据了书面语的大半“江山”，在《金瓶梅》、《红楼梦》等最接近口语的作品中，并无“之乎者也”之类。《红楼梦》作者在第一回借石兄之口说：“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说明曹雪芹是反对作品人物满口“者也之乎”的，因为这“不近情理”，亦即不符合生活的现实。其实，不但鬟婢们口语中没有“者也之乎”，就是公子小姐口中也不会有，口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全民性，同一时代不可能存在两种语气词。清代语言学家对此问题也有明确回答。清人袁仁林著有《虚字说》，明确表示当时口语中并无文言语气词。他说：“五方殊语，莫不随其语而声情以具，俗所谓口气也。……当其掉舌时，何尝有‘焉’‘哉’‘乎’‘也’等字？而其声则可以诸字括之而无余。”他在强调虚字的语气功能时，明确指出“焉”、“哉”、“乎”、“也”这些语气词，在口语中是不存在的。
明清之际的李渔主张写文章要“一气如话”，他说：“千古好文章，总是说话，只多‘者也之乎’数字耳。”如果口语中有“者也之乎”，他只说“千古好文章，总是说话”就够了，不会再加上“只多‘者也之乎’数字耳”这一句。显然，李渔是把“者也之乎”排除在“说话”之外的。
宋元口语中有文言语气词吗？
答案也是否定的。宋元是近代汉语发展成熟的时期，白话语体已经渗入多种文体，只要看看宋代通俗词派、宋儒语录、宋元话本小说及元曲这些接近口语的作品，就会发现书面语中已经出现了一套全新的语气词，这才是真正活在口语中的语气词。虽然这些作品仍有少量文言语气词在使用，但那显然只是一种文人作文的仿古“惯性”使然。金元戏曲中借“之乎者也”讽刺文人的情节也不少，如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四：“俺捺拨那孟姜女，之乎者也，人前卖弄能言语，俺错口儿又不曾还一句。”关汉卿《单刀会》第四折：“我根前使不着你‘之乎者也’、‘诗云子曰’，早该豁口截舌。”这都说明迂腐文人把书面语中的“之乎者也”搬到口语中来，下层百姓是不接受的，而且认为那是很可笑的行为。前述明清小说曲以“之乎者也”为口实讽刺文人，不过是继承了元杂剧的传统。
元人卢以纬撰古代第一部虚词专著《语助》，用当时口语释文言虚词。比如他释“之”：“多有‘底’（平）字意”，此处“底”即现代汉语结构助词“的”；释“亦”：“是俗语‘也’字之意”；释“已”：“此有俗语‘了’字之说”；释“甚”：“犹吴人俗语‘曷’字”。可见元代“底”、“也”（副词）、“了”、“曷”才是真正的口语，而“之”、“亦”、“已”、“甚”都是书面语词汇。卢元纬还将“不亦说乎”译为“莫不也有喜悦处吗（平）？”可见“吗”是元代口语，“乎”则不是。
另外，元杂剧及朝鲜人学汉语的教材《老乞大》中，还有“里”、“么（末）”、“着”、“那”、“罢”、“呵”、“来”等新出现的语气词，这些才是真正的口语，而且直到现在大多仍然活跃在口语中。
唐代口语中也没有文言语气词
在很多的观念里，唐代既是一个“诗的时代”，而且韩柳的古文也影响深远，成为后世文言作家的典范，所以唐代口语应该是文言体。其实这只是书面语留给人的假象，“之乎者也”在唐代口语中同样是不存在的。最明确的一个证据见于柳宗元《复杜温夫书》。柳在信中批评杜生说：“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柳宗元在这里所说的“助字”，就是指的语气词。他认为“乎、欤、耶、哉、夫”这几个“助字”是表疑问语气的，“矣、耳、焉、也”是表肯定语气的。作为古文大家，柳宗元对文言语气词的认识肯定要比一般作家深刻，“疑辞”、“决辞”的分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唐人对此问题的最高认识水平。后来《马氏文通》将助字分为“传疑”、“传信”，就是继承了柳宗元的说法。
古代语言、文学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柳宗元这段论述，文学史家赞其提携后进，语言学者则肯定其第一次将语气词分为传疑、传信二种，这都有道理。但笔者更关注的则是杜温夫其人。杜温夫何许人，已难以查考。但据《旧唐书·柳宗元传》载，宗元刺史柳州后，“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这个杜温夫两月之内给柳宗元写了三封信，还寄了十卷文章，让柳“指正”。柳不但给他回了信，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他分不清这几个最常见语气词的基本用法。从情理上推测，杜生虽然未必称得上“名士”，起码也算得上当时的一个“写家”，但他何以连疑问句要用疑问词，肯定句要用肯定词这么简单的知识都不懂呢？如果这些语气词就存在于唐代口语中，而这位不懂用法的年轻人又如何与人进行口语交流呢？他难道会在向别人发问时用肯定语气，而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反而要用疑问语气吗？
我们知道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用错某个词并不稀罕，但不分“啊、吗、呢、呀”将语气词混为一谈的现象，却是很少见到的，甚至完全没有。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口语中“啊、吗、呢、呀”表示着不同的语气，要表达什么语气就用相对应的语气词，这是连呀呀学语的小孩子都掌握了的知识，只要把口语“照搬”到书面语中，就不可能发生用错语气词的问题。杜温夫竟将“乎、欤、耶、哉、夫”及“矣、耳、焉、也”混而为一，犯了正常人不可能犯的错误，原因何在？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唐代口语中并不存在这些语气词，而他又没从前人的文言书面语中体会出这几个语气词的用法，故发生错误也就不可避免了。柳宗元为杜温夫提的建议也说明了同一问题：“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如何？
南朝刘勰作《文心雕龙》，在《章句》篇对语气词“兮”字在诗中的作用有一番议论。他说：“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刘勰首先指出“兮”在《诗经》与楚辞中的不同用法，并认为“兮”字仅起到“语助余声”的作用，并无实在的意义。所谓“文义”，这里是指诗歌的内容，包括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也就是说，刘勰认为《诗经》、楚辞中的“兮”字，与诗歌的思想、情感无关。同时，刘勰还以魏武作诗不用“兮”字来支持自己的论点。经查，曹诗中不但不用“兮”字，也不用其他文言语气词。
何以如此？刘勰解释说，魏武不用“兮”字，是因为“兮”字“无益于文义”。如果“兮”字原本就是口语词，而且据楚辞的使用频率来看，几乎是句句离不开的，曹操何以有“无益于文义”的看法呢？口语中的所有语气词都有自己的功能，包含着作者的喜怒哀乐与态度倾向，是情感色彩最强烈的词类；而诗本来就是言志言情的文体，曹操正可用之抒情达意，为什么反而拒之不用呢？这说明曹操否认“兮”字的抒情功能，不认为它对自己的言志言情有什么作用。若“兮”字是魏晋南北朝口语，那么曹操拒用“兮”字及其他语气词就是不符合逻辑的。现代的研究者认为，楚辞中的“兮”字并不代表一种固定的语气，在不同的上下句中，可用“之、其、以、而、于、夫、乎、与”等多种虚词置换。也就是说，“兮”既能代替多种虚词，又能被八种虚词代替，它的语气是游移不定的。如果说书面语中的“兮”字，读者尚可细细地揣摸到底哪一种语气的话，那么在口语交流中，一个含有八种可能性的语气词，究竟让人如何理解呢？试想，口语中能有这种似是而非的语气词吗？
汉代的口语中有无语气词？
对于秦汉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学术界的共识是认为二者一致或基本一致。但种种迹象表明，书面语中的文言语气词并未在口语中存在过。理由有二：
其一，先来看看东汉时期。佛教东传至中土，不久就开始进行佛经的汉译。梁启超在谈及汉译佛经的文体特点时说：“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一异感，觉其文体与他书迥然殊异。”异感从何而来？他举出译经有十个特征是中国传统文体所没有的。首要一个特征就是“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谦流之译本）。”说“一概不用”太绝对，但汉译佛经中的文言语气词大大少于中土文人著作，有的译文几近全无，确是一件不争的事实。
汉译佛经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研究者曾作出过各种解释，但都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其实，道理很简单，正因为这些语气词在当时的口语中并不存在，而早期译经又主要是以口语进行，译经中自然就没有或很少文言语气词。译经中尚存的少量语气词，也并非出自译经僧之口，而是担任笔受的中土文士记录、润色时所加。汉译佛经语体有一个明显的规律，译经僧的中土文化素养愈高，文言语气词就用得愈多，译经的文言程度就愈高；反之，则愈低。
东晋的僧肇评价支谦的翻译“文胜于质”，也就是更接近传统文言，与安世高译经正相反。语气词的口语色彩在各种词类中是最为强烈的，如果汉代口语中有文言语气词，而主张以口语宣传大众的译经僧正求之不得，为什么反而弃之不用呢？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相反，与之同时出现的《汉书》，虽然在虚词的使用上已经比《史记》少得多，但仍然“之乎者也”满篇，以致时人居然看不懂。
《后汉书·班昭传》云：“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马融出生于公元79年，十几年后班固才去世，二人算是同时代的人。班固写的书，且是写的本朝历史，马融还要跟着老师学断句，大部分人也都读不懂；而且未及百年便注家蜂起，至汉末魏晋竟多达二十余家，既注释名物制度，最多的则是对《汉书》中的字词注音释义。如果《汉书》用的是时代口语，人人都懂，何用注释？事实只能是，汉代口语中并没有“之乎者也”之类词汇，而译经僧又没有能力模仿书面语的写法，所以汉译佛经才更接近口语。相反，中土文人仿古成习，学的是先秦写法，仍然使用了大量古代书面语词汇，正是这些词汇造成了阅读障碍。后世人也都觉得文言难学，难读更难写，其实与汉代人读不懂《汉书》是出于同一个原因。
其二，由东汉末上溯四百年，再看西汉初的口语中有没有文言语气词。汉初刘安《淮南子·说林训》曾云：“扶之与提，谢之与让，故之与先，诺之与已，也之与矣，相去千里。”很多语言学者都引用过这段话，用来说明“也”与“矣”的不同用法。笔者认为，如果换一种思维方法来思考，这句话所能说明的问题，远比谈两个词的用法更为重要。所谓“相去千里”，显然是说这五对词的含义与用法有重大区分，提醒使用者注意。同时说明这几对词在当时用错的人应该比较多，甚至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个问题最早并非《淮南子》提出来的，而是出现在战国著作《邓析子》和《文子》中，不过二书只提到前四对词，“也之与矣”则是《淮南子》在转录时后加的。邓析与文子都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人，大约与孔子同时，比刘安早三百多年。他们提出四对词“相去千里”的问题时，正值战国初。当时文人在使用这四对意思相反的动词时，显然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以致他们不得不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
汉人注经，遇见语气词则必注曰“辞也”，如孔安国注《论语》“女得人焉耳乎”曰：“焉、耳、乎皆辞。”显然因为汉代一般文人不懂得这三个语气词为“辞”，孔氏才加注的；如果这些词汇就在汉代口语中，当属人们使用最多也是最熟悉的一类词，其含义和用法连目不识丁的人都知道，孔安国何以担心文人不懂，来作这种完全不必要的注释？其实，汉代语气词的错用与汉代注疏家对语气词的“情有独钟”，原因是相同的，即汉代口语中并没有这些语气词。文人们使用语气词近乎纸上谈兵，所以才弄混“也”与“矣”；汉人读经搞不懂“焉”、“耳”、“乎”，注疏家才不吝笔墨逢“辞”必注。
春秋战国语气词使用中的“乱象”
综观上述推论，实际上我们已经用不着再来论证“之乎者也”是否在春秋战国口语中曾经存在。因为从书面语开始出现语气词的春秋中期，到汉代初期才三百余年的时间，如果这些语气词在汉代口语中并不存在，那只能说明在春秋战国也不存在，因为它们不可能突然出现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体消失，而且“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来。不过，继续考察战国语气词的使用情况，会为本文的结论进一步增加说服力。
“也”与“矣”的混用，虽然是《淮南子》最先提出来的，但这个问题的存在并非始于汉代，而是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出现了，换一句话说，这种错误或说是“混乱”是伴随着文言语气词在书面语中出现而出现的，是与生俱来的。比如《礼记·乐记》：“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国语·晋语》：“且夫栾氏之诬晋国久也，……”《论语·先进》：“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这几个例子都非判断而是陈述语气，但都用了“也”字而非“矣”字。也有当用“也”而用“矣”的例子，如《礼记·乐记》：“大章，章之也；成弛，备矣。”最后一个“矣”字显然应该作“也”。
根据《经传释词》搜求的例证，“也”除与“矣”、“邪”混用，还与“焉”、“者”、“耳”、“兮”、“欤”、“乎”混用，以致研究者感叹这种乱象“使人眼花缭乱，只见交叉运用的繁杂，难以捉摸其中的缘由”。也就是说，“也”成了一个“万能”的语气词，几乎兼具各种语气词的功能，所以在战国书面语中“也”的使用率也最高。根据研究者的统计，在传世的战国文献总数为32291个语气词用例中，“也”的用例高达21753例，竟占了全部用例的67％65。
一个语气词的功能愈多，它所表达的语气就愈不确定，语言交流的效果也就愈差。古人为什么不把一种语气由一个特定语气词来表示，却将一个词赋予多种语气功能，而又把一种语气由众多语气词来承担呢？文言语气词的这种“多功能”现象，除了造成语言交流的混乱和困惑，不会有什么正面的作用。因此，它在口语历史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强烈印象：“之乎者也”不但只运用于古代书面语中，而且自孔子以降，并无一个古人明确表示它们来自口语。相反，有关论述都是再三说明它们是“辞”或“词”，强调它们是在“文”、“文籍”中，举的例子也无一不是书面语。如果文言语气词同时也存在于古代口语中，那么这些现象就是无法理解的。笔者认为，春秋战国开始在书面语中出现，并很快广泛使用的语气词，并非出自当时口语，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一种有别于一般文字的书面语符号。把“之乎者也”等文言语气词当作古代口语词，是没有任何文献根据的，是在西方语言理论影响下产生的一个莫大误解。这一误解导致我们在认识古代语言、社会、文学等文明发展史时，产生了一连串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