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06-20
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一是总量比率太低；二是行业与行业之间、级别与级别之间高低悬殊；三是收入分配调节未能形成制度的常态化。
按国家统计局去年底的数据，我国目前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全球排名在105名左右，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但居民用电消费在工资收入中的比率，却率先迈入发达国家居民难以望其项背的行列，其次，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很低，差距很大，这种“被发达”的感受着实有些苦涩。这不仅显露出我国分配制度本身的弊端，更反映出社会财富分配的极不合理。
美国国民的平均年收入是中国国民的16倍，但美国人均GDP却是中国人均GDP的7倍多一点，这就意味着，美国GDP用于居民收入的分配，至少是中国的2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中城乡居民分得的“蛋糕”与社会财富总量增长速度并不匹配。事实正是如此。我国过去十年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0%，近十年经济增长总量高达200%，GDP年均增长8% - 10%左右，但城乡居民收入只增长了6%~8%。政府在分配中得“大头”，居民收入占“小头”的失衡格局。
我国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与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为2007年的23倍，直至目前，收入差距高低悬殊，还成扩大之势。社会矛盾的加剧，极易放大为社会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为0.275，而2010年已达到0.438。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尼系数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接近容忍的极限。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中国因此成为收入差距最高的国家之一。
如何落实好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精神，是让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的关键。
必须认真强化“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分配形式是单一的按劳分配，扼杀了其他生产要素比如资本、技术、管理的作用，使生产效率大大降低，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改革开放后，我们实行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调动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的积极性，使生产力得到大发展，各种要素的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然而，这一“并存”越来越不得了，逐步出现了矫枉过正的情况。资本与管理在分配中比重越来越大，劳动报酬比重越来越小，口头上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实际上“资本和管理”成了分配中的主体。
特别是随着引进外资的深入，资本拿走创造价值的大头，管理得到了中头，劳动得到很小部分。因此，下一步必须通过法制、制度以及经济杠杆调节等形式，大大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按劳分配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
要真正领会和落实“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精神。过去我们习惯讲“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观点。这次十八大报告中要求既是“初次分配也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可见党中央对分配公平性的重视程度。
初次分配重视公平，就要落实好两个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落实中就是要：充分利用税收等二次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例，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转移支付标准，以及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核心是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具体措施是：首先，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次，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再次，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最后，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尽快推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从而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把“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的要求具体化，并加速落实步伐。着重在于：尽快遏制住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彻底改变“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状况；尽快遏制住“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两极分化的倾向；坚决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非法暴富不但拉大收入差距，而且最为不公平，是对公平的扼杀，还是引发社会阶层对立、对抗、动荡的根源。法律不能容忍、默许甚至保护任何非法收入。
未来几年改革重点任务：一是推动多种经济共同发展，二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国经济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制约因素有很多，但集中一点那就是产业结构调整还要深入进行，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的制约还有待转变，公务员队伍有待整顿，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有待提高工作效率。
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改革步入深水区，今年的改革重点任务包括：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
分配制度改革的破题之举，在于打破行业垄断、打破部门垄断、打破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双轨制、对于高收入群体要课以高比率的收入调节税，一次分配追求公平为主，二次分配补充为辅。
分配制度改革，其意义在于，不仅解决目前分配领域的不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增强动力，更会激活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和活力。
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等领域。
国家发展改革委年内已召集45个部门，研究制定工作计划、倒排时间表，确保在今年上半年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相关实施细则。
普通民众热切期盼新的分配政策出台，因为关系到普通居民物质生活和幸福指数，也关系到社会公平、社会和谐进步。
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要毫不动摇加快发展，关键是要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竞争，这样才会促进中国经济效率提高和活力增强。
收入分配改革牵动人心，关系长远。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收入分配改革关系到消费扩大和社会公平，“调高、提低、扩中”的思路早已明确。同时，这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在权衡各方利益、协调各方关系情况下，果断决策，尽快推出。尽管如此，新的、合理的分配制度在我国得以推出和实行，还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