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集群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力，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很多成功集群的案例，如美国的硅谷、意大利东北部产业区、德国普姆沙伊德的工具制造业集群、法国布雷勒河谷的香水瓶集群、我国的浙江鹿城打火机集群、大唐袜业集群和北京的中关村等等。鉴于产业集群的成功示范效应，集群现象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集群政策也日益成为许多地区制定经济政策的工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极力提倡并推广集群战略。
对产业集群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关于产业区的论述和韦伯关于聚集经济的论述。随后，包括经济地理学家、战略管理学家、产业经济学家等在内的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产业集群做了深入的研究。集群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的波特(Porter，2002)教授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正式提出产业集群的概念，根据他的定义，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或相关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集群都是成功的或者能够持久保持竞争优势的。曾经著名的底特律汽车城，由于未能经受住全球汽车工业危机的冲击，如今己衰落成所谓的“老工业区”;美国的“128公路”，由于群内企业出现规模集中，有限的几家大企业取代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导致集群失去活性，现已成为衰落产业集群的代名词。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我国，东北三省作为我国的装备工业基地，拥有强大的重工装备制造集群，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产业结构老化、产品不适应市场、技术落后、体制陈旧等原因，已成为我国的“老工业区”;湖南省邵阳地区的小企业集群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竞争优势；瑞安场桥羊毛衫集群几年时间彻底溃败;浙江省最早的产业集群之一 —— 1979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温州桥头纽扣集群近年来陷入了发展的困境，已经走向了衰落;浙江永康保温杯集群也只是昙花一现。这些都说明产业集群也存在老化与灭亡的风险，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个成功集群显而易见的附带特征(Bergman，2002)。
而事实上，波特(2000)早在《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中就曾指出，集群产生以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中，集群一旦开始形成，就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但集群需要升级，集群可能因为外部威胁等以及内部僵化而失去竞争力，甚至衰亡。在产业集群演进过程中，由于产业集群内部结构或外部环境的变化，常常会发生从一种集群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更替。产业群落的更替可以有两种方式:正向更替和反向更替。所谓正向更替是指产业组织的成长和环境条件的改善，产业群落从原来的初级群落向更高级的产业群落演进的过程。反向更替则是指产业群落的发展与环境不相容，导致了环境条件恶化，从而使产业群落走向衰落、退化甚至灭亡的过程。北京大学的王辑慈(2004)教授也指出，尽管大部分理论研究集中于产业集群对竞争力产生的正效应，但是正如西欧的很多钢铁、煤炭、造船、纺织等老工业区那样，地理靠近的集群可能变成孤立的、内向的系统。因此，集聚也可能正是造成国家或区域竞争力降低的原因。总之，产业集群虽然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但同时也存在着风险。
产业集群风险的存在会导致集群动力机制陷入锁定或失效，无法将产业集群的生产要素资源转化为持续的竞争优势。那么，是否由于风险的存在，产业集群就注定无法可持续发展而最终走向衰败呢?大量实例表明，就算是基于原料资源的产业集群，也可以通过转变为技术型或知识型集群而规避衰退的风险，进而获得持续性发展。比如作为金融集群的伦敦就是一个通过成功转型而获得持续发展的例子。伦敦最初依靠出口自由资本而形成集群，如今已转型成为国外资本以及借贷者提供技术性服务的世界金融中心;同样，曾经一度衰败的瑞士的Jura地区，虽然由于数字革命的兴起，自己被其技能和制度的遗传结构所禁闭，失去了世界领先的地位。然而，该地区随后设法打破这种禁闭，重新保持手表生产的全球性竞争地位。以上实例表明，产业集群完全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而其关键就在于首先要识别出集群风险产生的原因，并制定相关的规避政策。
因此，研究产业集群的风险以及相关的可持续性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我们对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并不是要否定产业集群这种经济组织模式或区域集群政策，而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努力揭示产业集群如何在全球竞争加剧的今天，灵活调整自身存在的问题，提高自身应对外部环境动荡的能力，进而探求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更进一步地，希望通过我们的分析，为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