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东南大学的师资情况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6-06-02

南高、东大最成功之处,当是在国内外延揽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使每个科系均具有国内一流的学术领导人才,各门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郭秉文延师有道,至今仍被传为美谈的就是他促成了中国留美学生创建的“中国科学社”迁址南高校园,使之成为南高、东大师资来源的“绿色通道”。后来,学校声誉鹊起,更是出现了“孔雀东南飞”、学人以受聘东大为荣的局面,南高、东大,名师荟萃,盛极一时。燕京大学校长、后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其所著的《在华五十年》中,对郭秉文和东大教师赞誉有加:“他延揽了五十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近代史专家梁敬镦(和钧)在其《记北大(东大附)》一文中有评论:“东大所设文史地部、数理化部皆极整齐”,“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在不亚于北大”,奠定了南京大学文学理学的雄厚基础。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时期各科著名教授名单(根据1918年编印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第63~72页内容和1923年编印的《国立东南大学一览》第1~21页内容汇集而成。当时文理为一科,称文理科;1926年分为文科和理科。)(图册图片来源 )
文科:刘伯明、柳诒徵、王伯沆、顾实、张士一、徐养秋、王伯秋、吴宓、汤用彤、梁实秋、陈逸凡、陈衡哲、宗白华、黄侃、梅光迪、楼光来、萧纯锦、方东美、郭斌和、李玛利、罗家伦、陈钟凡、吴梅、胡小石、蒋维乔、林天兰、钱基博、龚质彬、夏雨行等。
理科:张子高、王璡、竺可桢、任鸿隽、胡刚复、胡明复、熊庆来、叶企孙、赵承嘏、吴有训、秦汾、何鲁、段调元、熊正理、孙洪芬等。
教育科:郭秉文、陶行知、俞子夷、郑晓沧、姜琦、朱君毅、孟宪承、廖世承、陆志韦、陈剑袺、程其保、陈鹤琴、凌冰、艾伟、程湘帆、汪懋祖、赵叔愚、卢颂恩、张信孚等。
工科:周仁、茅以升、涂羽卿、刘润生、沈祖玮等。
农科(含生物学):邹秉文、秉志、胡先骕、张天才、常宗会、邹树文、陈桢、陈焕镛、张景、张归农、金善宝、胡经甫、钱崇澍、罗清生、过探先、葛敬中、戴芳澜、谢家声等。
商科:杨杏佛、马寅初、朱惠霖、李道南、陈长桐、潘序伦等。
外籍教师中,有来自美国的麦克乐(体育系主任)、麦荷尔、马惟德、白德莱(曾任麻省农业大学校长)和赛珍珠(金陵大学教授兼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后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10人,来自法国的费咸尔(蚕桑系名誉主任)、季亚德夫人等4人,来自日本的佐赖昶等2人。 邹秉文在任期间,国际学者来华演讲,例如美国实验论理学倡始人杜威(John Dewey)、英国逻辑实证派大师罗素(Bertrand Russell)、德国名哲学家杜里舒(Hans Adolf Eduard Driesch)、印度文豪泰戈尔(Tagore Rabindranath)等人,几乎必到南高师与东大,其中杜里舒和菲律宾工科大学主任都曾在东大短期授课,使东大成为当时东西学术交流的重镇。 竺可桢在1921~1925年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

建国后竺可桢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和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所从事的教学工作和科研活动奠定了他在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地位。 严济慈(1900-1996)字慕光,号岸佛(厂佛),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浙江东阳人,1901年1月23日生。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科技大学名誉校长、教授。他于1918—1920年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商业专修科和工业专修科学习,1920年转入数理化部学习,并兼修国立东南大学学分,1923年6月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同时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文理科物理系并获学士学位。后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获硕士学位、博士学位,1927—1928年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教授,1928—1930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光学研究所和法国科学院大电磁铁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1931—1949年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并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1945—1946年作为访问教授应邀赴美国讲学,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1955年6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后为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并当选为技术科学部常委、主任。
吴有训,字正之,1897年4月26日生于江西省高安县黄沙乡(今荷岭乡)石溪吴村。1916年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学习,1922年以江西省官费生资格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1923年,吴有训被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教授选为研究助手,他以大量有效和艰苦的实验,证实了康普顿效应的广泛适用性和严格科学性。几年后,康氏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成果也被国内外一些物理学教科书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1925年,吴有训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即留校任教并在国际物理学界崭露头角。次年,他婉言谢绝了康普顿的挽留,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条件毅然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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