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因为疫情，不能到父亲坟前祭拜。贴出旧文，遥祭父亲。
怀念父亲
飞鸿
2018年2月9日，父亲驾鹤西归，享年83岁。身为一个农民， 83岁算是高寿了。作为他的子女，有必要写下他的一生， 因为父亲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民，身份卑微，地位低下，无人知，无人晓，如果再不留下一点文字记录父亲这一生，父亲真的就“托体同山阿”了。
艰难时代
父亲名讳张殿华，1936年7月10日生于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滨北镇篦子张村（这是他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实际他生于1936年古历腊月十四，不知道颁发身份证时怎么登记的，父母身份证出生日期都是错的，连母亲的名字都是错的）。
1936年的中国正处在动荡时期，那个年代出生的人的命运注定和中华民族的 历史 进程一样艰难曲折。彼时的出生地隶属武定道渤海县，后又称滨县。滨县县衙在杜家宅（今杜受田故居），至今村里老人还把杜家宅北面的十字路口叫做“衙门前”。 杜家宅位于老滨城（原名凤凰城）中心，是一个神奇所在，先为县衙，后为学校，父亲、弟弟和我都曾在其间读书。凤凰城四周均为城墙，四个城门高大宽敞。我上初中时（1981---1984年）城墙尤在，课余时曾和同学登上西南方的城墙眺望远方发思古之幽情——现在城墙早已变成宅基地，不复当年气象。父亲回忆，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前夕，父亲曾在高大的城门楼上看见日本人开车出城，车箱里趴着7个日本兵，在城外转悠半天后再进城，车箱里站着7个日本兵。父亲说那是日本人兵败之际做戏给中国人看的，表面上看他们在源源不断地补充兵力，实际上是在虚张声势吓唬中国人。日本人没想到的是，在凤凰城高高的城门楼上，有一个10岁少年正亲眼目睹他们最后的表演。淮海战役期间，篦子张村是陈毅部队后方野战医院之一，父亲不只一次提及医院里伤员截肢时惨状，让人心有余悸。
滨县是最早的解放区，父亲有幸能够上学读书。但是家里穷，祖父祖母那时靠卖馒头维持生计。祖父经常把父亲从学校里叫出来，哄他送货，靠他记帐，父亲的书读得并不安生。尽管如此，因为脑子灵，父亲读书很出色，据说也考上了学，可是因为脾气不好，被讨厌他的老师参了一本，打发回家务农。这件事真假已无可考，父亲对母亲说过，祖母也对母亲说过。如果此事为真，我推测父亲考上的应该是师范学校，因为父亲的许多同学都是当老师的，而我的初中班主任赵增银老师就是他的同学之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伯父（名讳张殿方）与同村3名青年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家里只剩下父亲一个男孩，父亲从此结束求学生涯，在家孝亲，劳动，和全国人民一起，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朝鲜战争结束后，伯父回国，同村去的四个年青人回来三个，其中一个叫张兆？的永远留在了遥远的国度。1957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重工业基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父亲和众多乡亲一起，去黑龙江鹤岗煤矿参加 社会 主义建设。因为识文断字，父亲得领导赏识，成为文化教员。每天工作12小时，教2小时文化课，安全课，政治课，其余时间跟随矿上领导巡查安全隐患，学习管理，吃的是有肉馅的面包。当时矿上有一个日本技术员，负责机器管理维修，听声音就能判定矿上的机器运转是否正常。日本人和父亲一起 上班，教父亲如何操作机器，下班后则由军人保护起来，不能单独行动。日本投降后，在中国的日本人胆子特别小，根本不敢单独外出，怕被东北人复仇打死。
父亲在煤矿的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可惜因为家乡饥馑，被祖父母十二道金牌召回。煤矿领导希望父亲再回去，给寄来路费，因为饥饿，路费换成了口粮。父亲的东北之行只有短短七个月，这七个月，成为我们家尤其是父亲经常谈起的的话题。父亲每月工资只有不到30元，给祖父母8元，给他的叔叔我的叔祖父7元，给母亲7元，余下的几元钱供自己吃饭抽烟。我小时候常怪父亲为什么不坚决留在东北，否则我们四兄妹就会说一口标准的东北普通话。父亲对母亲说，当时煤矿上有一女工对他特别好，给他偷偷带好吃的，把他藏起来的臭袜子找出来冼得干干净净。母亲说，人家对你那么好，你怎么不跟人家过呢？父亲说自己是有家有口的人，不能没有良心。从东北回来后，父亲被牢牢地固定在家乡的土地上，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受苦受累，挨饿挨冻，几乎饿死。幸亏有外祖父外祖母家的接济，一家人得以保全性命。父亲曾给我们描述一个本家叔叔轰苍蝇的故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小叔叔连病带饿，浑身长满黄水疮，躺在地上奄奄一息，苍蝇纷纷落到他的脸上身上大块朵颐，小叔叔无力驱赶，只能从嘴里发出轻微的“嘶嘶”声，算是对苍蝇的抗议。
记忆中，吃饭曾是全家最大的问题。家里穷，孩子多，最难的是填饱肚子。生产队每年每人只分几十斤口粮，一年365天，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饥肠辘辘中度过。没有钱买高价粮，父亲只好用物物交换的方式来凑合一家子吃喝。麦子收下来换玉米，玉米收下来换地瓜。我们吃着爸爸从桑老树（实为桑落墅） 换来的玉米、地瓜，面黄肌瘦的一点点长大，因为营养不良，四兄妹都身形瘦小，好在都保住了命。哥哥生于1959年，母亲说，村里和哥哥同年的孩子有五六个，最终活下来的只有哥哥和村西头一个女孩。女孩的父亲是工人（女孩的父亲当年和我父亲一同到黑龙江鹤岗煤矿，后来女孩父亲留下成为正式工），每个月有固定工资。弟弟8岁的时候只有27斤重，之所以记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年生产队里分冬瓜，我们一家六口分了个27斤重的大冬瓜，过称的时候顺便把弟弟约了约，人瓜同重。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家不吃月饼吃冬瓜包子，弟弟一口气吃8个。我们的童年没有玩具，没有零食， 偶尔得一枚苹果，父母要分成四瓣，四兄妹共享那份甜蜜。有一次分吃苹果时哥哥没在家，母亲把哥哥的那一份留在碗橱里，我忍不住帮忙啃了一大口，哥哥回家发现后举报，谁也不承认，最后请父亲当判官。父亲说：对牙印。吓得我紧闭双唇，不敢作声。
为了养家糊口，父亲于1970年前后到小清河航运队打工，因为算盘打得好，专司记帐。航运队工作繁忙，过年都没回家。村前的永莘路修建时，父亲专司测量土石方，他坐着烧木炭的 汽车 跨过黄河往工地运送石子，很是风光。父亲去世后，我问母亲，父亲干得那么出色，为什么没有留下当工人？母亲说，时气不好。其时父亲在工地上捡了一棵长着双杈的枣树苗栽到院子里。小时候我和弟弟常常从树杈中间穿梭玩耍，五十年过去了，当初的小树苗已成粗壮老树，两根树干紧紧的依偎在一起，每年都给全家奉献无数甜美的枣子。冬去春来，老枣树又长出了嫩绿的新芽，亭亭如盖，可父亲却不在了。
苦乐年华
宋代词人王炎在他的《南柯子 山冥云阴重》中说：人间辛苦是三农。 在我的记忆中，身为农民的父亲，其辛苦不止春耕、夏耘、秋收，他是一年四季都不停歇的。父亲心灵手巧，用秫桔杆编的小车可随意滚动；过年扎的灯笼，蜡烛一点，上面的人物便会转起来，村里人都跑来围观，啧啧称奇。当寒冬来临，冰封大地之际，父亲开始琢磨靠手艺挣钱。一开始蒸馒头，那时没机器，发面揉面纯靠手工，本小利薄，挣不了多少钱。后来给人家做棉鞋（我们叫 “上靴子”），这是父亲跟着他一个本家哥哥学的手艺。每到大集，父亲便到农村集市上收靴子。赶集人把做好的棉鞋半成品（纳好的鞋底，做好的鞋帮）交给父亲，每双棉鞋付七八毛钱的手工费。晚饭过后，点上一盏煤油泡子灯，父亲便开始上靴子了。先对照鞋帮和鞋底比例，确定应该正面缝制还是反面缝制，顺便点评一下鞋主的女红。然后拿起一套针锥，先用锥子扎上大眼儿，再用穿着麻线的细针紧跟着穿过大眼儿用对针缝起来，正面缝制棉鞋用直针，反面缝制用弯针，棉鞋很厚，须用大力气才能穿透。父亲一边飞针走线，一边摇头晃脑唱京剧。唱到江水英（方海珍？）的 “心向红太阳” 时，恰好把针拔起来。母亲亦飞针走线，微笑着用黑色棉线把鞋脸细细缝起来，把父亲用完的细针穿上麻线以备再用。灯油将烬，夜深人静，母亲揉揉坐麻的双腿，起来做点吃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忙吃上几口宵夜。我和弟弟的学费就是父母一针一线缝来的。我上高中时住校，有一次托同村的同学跟父亲要五块钱，父亲竟然给捎来十块钱。十块钱，那是父母宵衣旰食，用整整两晚上的劳动挣来的。
冬天过去，棉鞋生意日渐清淡。父亲开始在责任田上辛苦劳作。春天种棉花，夏天种玉米，秋天播小麦。期间要浇水，施肥，除草，打药……村子里的土地跟人一样，根据肥瘦分等级，为公平起见，每家每户都有一二三等地，故土地特别零碎，无法大规模作业。父亲早出晚归，今天在“32亩”除草，明天在“12亩”施肥，后天在“糖包”打药（“32亩”“12亩”“糖包”均为村人按照土地的规模、形状起的名字），忙碌异常。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但钱依然紧紧巴巴。父亲开始种菜，以应付日常开销。春寒料峭中，父亲在“32亩”种西葫芦，盖上塑料薄膜，浇水施肥，菜苗一点点长大，开花，结果。父亲推车串村叫卖，一毛钱一斤，村子里穷苦人居多，吃得起青菜的很少，偶尔遇上个大主顾，一块钱父亲能给人家一大包袱西葫芦。父亲还种过茼蒿、韭菜、卷心菜、洋葱，都不值什么钱。而我们家种什么菜吃什么菜，卷心菜吃得全家人脸色发绿，洋葱吃得全家人倒尽胃口。有一次，父亲去县城卖菜，一个城里人走到菜摊前问：上的是什么肥料？父亲答曰化肥。城里人掉头就走。父亲不解，回家与我谈起此事，说怕人家嫌脏，没敢说上的是粪。我对父亲说：城里人讲究，专爱吃上粪的菜。
最难忘的是父亲在河沟岸上种茄子。河沟很深，堤岸很陡，提水浇菜十分费力。父亲率领四个儿女在堤岸上竖一长杆，再横向纵向捆两根长木棍，利用杠杆原理，从河沟里汲水。我们和父亲一起，将水一桶一桶从河沟里打出来，浇到茄子根上。那一年茄子都长疯了，母亲在大锅里加一点点油，放几个辣椒，给我们天天炒茄子吃。那是我此生吃过的最鲜美的茄子。
除了种菜，父亲和母亲还搞养殖，猪牛羊鸡鸭统统养过，我们放学后割青草挖野菜，盼着鸡鸭多下蛋，巴望着猪羊多长几斤肉，可惜规模太小，也挣不了多少钱。有一只芦花鸡的故事要说一说 。这鸡的年龄比我侄女（侄女1982年生）还大，是家里养的众鸡中的一员。其他的鸡或病死或被卖被吃，只有这只芦花鸡寿比南山。它体型肥大，鸡冠似火，修炼得几乎成精。家里包饺子，每次它会偷偷溜进屋内，从盖帘上叼起一只饺子便跑，从不落空。夏天，弟弟扛着竹竿套知了，它乐颠颠地跟在其身后，弟弟套一只它吃一只，回家后知了还在它嗉囔里吱吱叫。每逢父亲说要把它吃掉，第二天它一定会下一个蛋。这只鸡在我家生活了十几年，后来被一个亲戚要去吃掉了。父亲去世，亲戚电话都没打一个 ，为那只芦花鸡一大哭。
父亲经常讲姜太公时乖运蹇的故事。话说姜太公出山前，贩猪，羊贵；贩羊，猪贵；猪羊一起贩，禁屠了！姜太公仰天长叹，恰一老鸹飞过，一泡屎落在太公嘴里。我们哈哈大笑，父亲也跟着笑。年幼无知的我们根本体察不到父亲笑里的苦涩。
幸福时光
时代在发展，农民的待遇越来越好。可惜日益衰老的父亲逐渐拿不动锄头； 社会 的发展让父亲的手艺再无用武之地。父亲把地交给嫂子种，让母亲收起他为人做棉鞋时用的楦头，买来一架修鞋机，开始在街头巷尾给人修鞋。 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不时回家反哺；父亲逍遥自在，修鞋之余打牌下棋，玩得几乎忘了吃饭。2009年起，74岁的父亲开始领每月70元的养老金，和母亲的加起来共140元。后来长到了每月100元，父母一个月领200元。父亲知足得不得了，动辄歌颂 社会 主义好；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俺有钱！晚年是父母最幸福的时光，身无病心无忧囊有钱，父亲终于可以悠然享受生活，抽烟，喝酒，大鱼大肉，好不逍遥快乐。父亲每天出门修鞋，母亲在家做饭等父亲归来。回家后父亲把挣来的钱交到母亲手里，先喝酒，再吃饭，顺便把外面的见闻说给母亲听。到了月底，父亲骑上电动车，带着母亲，去银行领他们的养老金。父亲把养老金数了又数，同样交给母亲，让母亲锁在一个他认为坚固的箱子里。我们曾劝说父亲把钱放银行更保险，还有利息，但父亲固执己见，他觉得母亲比银行更保险。
院子里的枣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原来热闹的家里只剩下日益苍老的父亲母亲。邻居送来两只没了娘的小狗，父亲母亲当宝贝养起来。两只狗一黄一白，一雄一雌，父亲给它们起名为小黄小白。小黄小白是一对哈巴狗，身材小巧，面容清秀，可惜生在农村，跟村子里的土狗一样，从不洗澡，不知狗粮为何物，吃着粗劣的饭食，在天地间疯长。加上家里原来养的一只狸花猫，原本冷寂的小院又热闹起来。每次我回娘家，两只小狗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小白见到我，连蹦带跳扑过来，拼命摇尾巴；小黄见我来，会伏下身子扭动，撒娇一般，嘴里发出呜呜嘤嘤的鸣叫。我一辈子都没受到过如此热烈的欢迎，简直受宠若惊。
两只小狗日渐长大，狗姑娘小白渐趋文静，狗小子小黄越来越活泼，油光水滑，甚得父亲宠爱。小黄身子虽小，仍然担负起看家护院的工作，野猫一只也不敢来入侵，老鼠们都躲得远远的。后来，小白怀孕了，身子越来越笨拙，肚子几乎垂到地上。我回娘家，它跟在父母后面摇摇摆摆地来迎接我。我感动不已，连忙拿出给它准备好的火腿肠。几天后，母亲电话里对说，小白生了三只小狗，宝贝得不得了，饭都没心思吃。我也沉浸在小白做妈妈的喜悦里。再打电话的时候，母亲说小狗不见了，被狸花猫吃掉了。我大惊，心痛不已。母亲说，小白发疯似的追咬狸花猫，狸花猫玩命地逃蹿，最后跳到院墙上才躲过一劫。小白毕竟没有上房的本领，边扒掻墙皮边狂吠不已。再次回娘家时，小黄小白已被拴在链子上，小白的肚子瘪瘪的，越发瘦小，见我来家，依然用水汪汪的眼睛望着我，快速摇动尾巴。我摸摸它的头，它温顺地闭上眼睛，泪痕犹在。我默默地对它说：这是你的命。
后来，因为母亲皮肤生病对狗毛过敏，小黄小白送给了一个远方的亲戚。父亲万分不舍，可为了母亲只能忍痛割爱。父亲不止一次念叨要去看他的小黄小白，可为了看望狗而去走亲戚好像说不过去。嫂子安慰父亲，小黄小白在人家吃得好，玩得好，父亲才渐渐放下看望小狗的念头。
父亲大半生在贫困中度过，平凡，甚至平庸，一辈子过得黯淡无光。四个儿女也平凡如他，没少让他操心受累。但父亲知足，感恩，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好 社会 ，庆幸自己有一大群孝顺儿女，让他过上了食有鱼出有车（电动三轮车）的日子。
儿女 朋友
父亲脾气火暴，喜怒皆形于色，骂过老婆打过孩子，智商高情商极低，为此得罪了不少人。步入老年后还跟人吵架，哥嫂只好提着烟酒登门道歉。嫂子是我们家的大功臣，宽厚，善良，隐忍，大气，极富智慧。我们这一大家子能够和睦相处多亏了嫂子。平时有什么好吃的，嫂子先给父母送到嘴边；父母生病，嫂子亲侍汤药，比我这个女儿做得还好。父亲临终前几日已不能言，用他仅能活动的左手，使劲抓住嫂子的手，张嘴却说不出话。父亲走后，嫂子提及此事，哥哥说：那是感谢你呐。
四个儿女中，哥哥性格温和，最会顺着父亲；姐姐怕父亲；我看父亲高兴时就得瑟得瑟，他要是脸色不好就赶紧开溜。弟弟脾气随他，和他硬杠。弟弟小时候调皮捣蛋被父亲暴揍，他把屁股一蹶，一脸的大义凛然。等父亲打不下去了，他仰脸问道：打完了吗爸爸？把屁股一收，扬长而去。后来弟弟跟着父亲学会了下象棋，多年父子成兄弟，爷俩得空便要杀几盘。有一次杀得兴起，两人的火暴脾气都上来了，把棋盘推倒，车、马、相、士、将作天女散花状跑得满地都是。母亲在一旁气得流泪，扬言把棋给烧了。可不等母亲眼泪擦干，人家爷俩没事人一般又把棋子摆上了。我和姐姐背地里说他们“臭味相投”。
因为父母亲良好的基因，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的学习从未让父母操心过。哥哥成绩优异，可惜生不逢时，初中毕业后只能下地务农；姐姐学习虽好，却因贫困辍学，用我一个本家哥哥的评价是“瞎了一个中专生”。那是哥哥姐姐一辈子的遗憾，也是父母心里一辈子的痛。后来我和弟弟先后考上学，跳出农门，成为父母的荣光。
其实父母最大的荣光应该是他们对儿女的影响。小时候，父亲临睡前爱给我们讲故事，时不时会出一道算术题考我们。姐姐至今还记得父亲出的《鸡兔同笼》：一笼兔子一笼鸡，两笼合在一笼里，数头三十六，数腿一百只，问有多少兔子多少鸡？父亲有了一点钱，先买一台收音机。我们围着收音机听评书，听袁阔成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听刘兰芳说《岳飞传》，听说单田方说《隋唐演义》，那些英雄的故事温润了我们贫瘠的少年时代。父亲喜欢听京剧，听越剧，听黄梅戏，李玉茹，杨春霞，严凤英，王文娟，徐玉兰……这些艺术大家的名字都是从父亲嘴里知道的，他说杨春霞唱戏吐字最清楚，李玉茹的红娘最活泼。有一年，大集上年画突然丰富起来，父亲不买门神，不买灶王爷，他买来越剧《红楼梦》《梁山泊与祝英台》电影剧照，整整齐齐贴在墙上。我光脚站在炕上，一幅一幅看去，连蒙带猜读剧照下面的文字，贾宝玉的“不肖种种”让我困惑良久，“楼台会”中梁山伯绝望的眼神让我怅然若失。贴画中还有一身戎装的《木兰从军》，凤冠霞帔的《孟丽君》，长袖飘飘的《嫦娥》，嫦娥下边有一行字：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崇尚知识，讲究精神享受；不安现状，努力不辞辛苦；永远对世界保有一颗好奇心。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如今，我的大侄子研究生毕业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小侄女考到中科院读博士，都是因为承袭了父亲的遗风。
因为颇识几个字，父亲自视甚高，不屑与人为伍；有时刚愎自用，动辄与人抬杠，更不招人待见。而众人见父亲与他们一般破衣烂衫，却偏爱咬文嚼字，更不屑与他交流。父亲有一个棋友，满脸麻子，我们叫他麻子大爷，过去常来找父亲下棋，父亲虽然脾气火暴，下棋却有耐心；麻子大爷更沉得住气，嘴里一边说着“将军”，一边将两个棋子相对敲击，发出“啪啪”的声音。两人往往对弈到深夜，一晚上烧一灯煤油。尽管生活拮据，对这一灯煤油，父亲是绝不吝惜的。只苦了我们的母亲，哈欠都不好意思打，一直陪坐到深夜。我们为母亲不平， 却不敢向父亲抗议，偷偷编一歌谣：麻子麻，上树爬，掉下来，龇龇牙。算是对母亲的同情。麻子大爷亦一异人，对机器有天然的敏感。生产队抽水机出了故障，麻子大爷不用到近前看，耳朵一听便知是哪个镙丝松动了。麻子大爷有一女儿，属意我哥，麻子大爷也有意攀亲，但父亲嫌麻子大爷脾气不好，没同意。后来麻子大爷的女儿跟人私奔，麻子大爷含羞忍愤离开了我们村。若干年后，父亲偶尔听得麻子大爷的消息，与我谈起，我说带上象棋，咱们去找麻子大爷杀他个天昏地暗。可惜父亲要来的电话号码是个错号，未能成行。如今父亲已归净土，在滨州某个角落的麻子大爷，你还好吗？
父亲母亲
父亲完小毕业，算是识文断字；年轻时走南闯北，算是见多识广。母亲不识字，极敬重识文断字的人，戏称父亲为“大学生”。母亲生于1939年，从小被重男轻女的家庭歧视，做姑娘时从未在饭桌上吃过饭。解放后政府成立了“识字班”， 在“识字班”里，母亲说她是识字最快的，可惜只上了几天学就被叫回家去，认识的几个字都还给了老师。母亲同父亲一样心灵手巧，针线活在村里首屈一指。她会绣花，绣花前她在鞋帮或鞋垫上用圆珠笔几笔描出图案，再用各色丝线一针一针绣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我们四兄妹小时候穿的衣服鞋子，包括她的孙子孙女外甥们小时候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 。如今我已50多岁了，身上穿的还是母亲亲手做的棉裤。
“把酒话桑麻”，那是文人的雅趣，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不愿谈及，也不喜与人说家长里短，在村子里鲜有知音。好多时候母亲是他唯一的听众。父亲平时话不多，喝酒以后就不一样了，那真是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父亲用夸张手法，加上联想想象渲染烘托，简直就是一个关云长。他在鹤岗煤矿如何得领导重用，到莱州湾修建防潮大堤时如何能干，做阑尾炎手术时麻药失效，他咬牙忍痛，像关公一样勇敢坚强，都是我们在他酒后听来的故事。我没耐心从头听到尾，反正这次落下了，下次还会补听上，说不定还有更新的桥段。母亲就不一样了，她必须得从头听到尾，期间不准离开，全程聆听。有时父亲不痛快，一天要喝三顿酒，母亲就得听三次训话，辛苦母亲了。
父亲不愿受制于人，却给别人立下许多规矩，尤其是母亲。不准到谁家串门，不准和什么人说话，都有明确指示。母亲是受了很多委屈的。父亲脾气邪乎，不会说好话，喜欢给人挑毛病，尤其是母亲。母亲做了荷包蛋，他偏要吃煮鸡蛋；母亲赶紧煮鸡蛋，他却又要吃荷包蛋了。 母亲的针线活精致细腻，父亲却总能在细微处找出瑕疵。什么针脚过大了，什么针脚不够平整了，不一而足。气得母亲几乎要罢工。可母亲不能罢工，在父亲生病的四年里，多亏了母亲悉心照料，我们兄弟姐妹才能安心工作。尽管身体有病，父亲依然行使他的家长作风。父亲第一次住院期间，在彩超室门口，他给母亲打电话说：看好门，有什么问题等我回去处理！我和哥哥在一边暗笑。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我们给他请了个护工，护工粗莽有力，不愿受制于人的父亲虎威犹在，居然在护工给他抠痰时咬了人家手指，用他仅能活动的左手抓伤了人家手背。
其实父亲是心疼母亲的。记得小时候，家里来了一个客人，母亲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白面烙饼待客，自己仍旧拿起粗劣的高粱面窝头吃。父亲一把夺下母亲手里的窝头，把白面饼塞到母亲手里。1971年起国家推行计划生育，要求所有的育龄妇女做绝育手术。母亲身体不好，父亲毅然去医院做了男性节扎手术。1980年代电影《少林寺》风靡全国，父亲悄悄骑自行车带着母亲去县城电影院观看。平时如果不出工，父亲总是做饭给母亲吃。晚年父亲对母亲更是依恋，父亲生病后腿脚不便，恨不得时时刻刻都有母亲守在身边，母亲离开稍微时间一长，他就要找个不停。有一次母亲被一老友拉到家里说话，父亲急得发疯，害得嫂子寻了半个村子。父亲临走前几天，抓住母亲的手，眼泪直流。虽然说不出话，但母亲懂，那眼泪中有对母亲的感谢，更有对母亲的不舍。
命运
父亲信命，他晚年常常翻阅的是棋谱和《易经》。他曾说他和母亲命不好，一辈子受穷。在弟弟考上中专跳出农门之后，他乐呵呵地说：当初给弟弟算的是“不住家宅”。当年家里穷，莫非小儿子要给人当上门女婿？原来是能考上学啊！我觉得父亲算得既准又不准。父亲曾说我最有福气，能活到80多岁。当我屡屡遭受生活的磨难，向父亲追问我的“福”在哪里，父亲无言以对。母亲告诉我，好长一段时间，父亲在酒后痛哭流泪，担心他的小女儿。我很想知道 “有福”的我什么时候能够时来运转，真想让父亲再给我算一算，然而父亲已然离开，《易经》也不知所踪了。
父亲常说自己是“井里的蛤蟆”。他年轻时在外闯荡，见过一点世面，却不幸又重坠井底。他不甘心，却无力改变，好多时候他活得委屈而拧巴。《庄子》云：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无所求，泛若不系之舟。父亲的暴躁，易怒，冲动，好多时候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他伤害过别人，受伤最重的是他自己。父亲晚年想开了，喝酒吃肉，随心所欲，真正做到了庄子所说的“饱食而无所求，泛若不系之舟”。自在潇洒，被村里人羡慕不已。
倘若父亲大字不识一个，与周围人一般得过且过，也许就没那么多烦恼。冬天在北墙根底下晒晒太阳，夏天拿把蒲扇在树荫下乘凉，和众人说说闲话，拉拉家常，是否会更幸福平和？然而人生没有假设，如果那样，在晒太阳的队伍里也许会有我们的影子，父亲不甘心，我们也不甘心。如今哥哥姐姐依旧在努力打拼，我和弟弟依然在努力工作，这就是命吧。
父亲一生要强，从不服软，处处与人抵牾。在最后的日子里，却表现得异常温顺听话。弟弟给他洗澡，他乖乖地配合；哥哥给他理发剃须，他一动不动。聪明的父亲一定是知道自己命数将尽，他要干干净净地离开。丁酉年腊月廿四日，在儿孙们的陪伴下，父亲含笑而去。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是“人生的圆满”。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时代、家庭、际遇、学识、性格……种种机缘巧合，形成一个个独特的生命现象，这就是命运 。人不可能脱离于时代的浪潮之外，家庭出身亦无法选择，生老病死乃生命的常态。人来到世上，就要努力奋斗，就得向生活妥协，与生活讲和。身体在人间，灵魂却永远向高处仰望。在遍地都是六便士的时候，还要抬头看看月亮。父亲，你就是我们的月亮，你是我们的生命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