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9-11-28
佛教建筑：吸纳而后溶解
佛教建筑的流变与民族定力中国在自有的文化背景中，按照自有的思想意识和意义结构对塔、窟、寺庙的营建进行了不同的空间与意义的重组，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华夏民族的传统，对外来文化是向来不予排斥的。以华夏民族的传统，对外来文化是从不照单全收的。
耶稣基督诞生的前前后后若干年头里，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群人沿着丝绸之路翻山越岭、穿越沙漠戈壁，历经密布着艰苦与危险的长途旅行，陆续来到强盛的汉帝国疆土之上，真正开始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说到佛教、僧侣，国人一定会联想到寺、庙。寺庙，再加上塔和窟，就算构成了佛教建筑的整个建筑形态。
佛教建筑的形态及发源
在印度，塔是佛教所特有的，佛的墓，自然是后世修行者精神上和物质上向往的中心。佛教本来不讲究某种特定物质形态的修行场所，佛陀在世时，大部分时间也是带着弟子走到哪算哪，非到了涅盘以后，才被安置在一个具体的建筑形态里。窟，在印度是佛教与印度教共有的。从远离市俗，独自参省的角度看，山间崖壁上的洞窟的确是很好的方式，于是拿来，加上塔这一不可或缺的要素，形成佛教的石窟样式，就是所谓的毗诃罗窟、支提窟等等。这些开凿在石头山上的窄小洞穴仅仅是作为僧侣生活、修行的场所，零零星星地分布在深山之中，以达到隐居苦修的目的。一般是一处石窟供一位僧侣修行，后来慢慢扩大到在某一个地区开凿供多人修行的石窟群，或者干脆在一个大窟之中凿开若干小窟同时供数人修行。典型的石窟结构基本由中堂、耳室、圆室、塔和拱顶五个部分组成，这五部分由居于中央的塔型圆柱联为一体，以此突出了“塔”的意象。在支提窟中，塔就是整个建筑的核心。不曾想阿育王时代佛教被大力提倡、普遍推行，产生了佛塔的遍地开花。但是僧侣们却没有与塔一道进入社会中心的公共空间，而依然隐居于山崖之间。塔，立身在社会中心的时候，就不同于石窟中的塔了。当僧侣们开始走进社会，石窟为主的佛教建筑大潮，渐渐变成寺庙的天下。离开了山崖，塔不再深藏不露，而是直面众生，塔的四周也没有了修行的处所，这就不仅仅是外型、大小的差别了。更为重要的是影响着塔、窟、庙三者间的关系与文化。
佛教建筑的初步汉化
佛教第一次来华交流本是政府行为，阿育王促请僧侣游走周边诸国传教，公元前214年左右到了中国，却被一心追求长生不老的始皇帝下了大牢，也就只好作罢。后来一直到公元64年前后，汉明帝时，才又陆续传入。而早期的中国佛寺直接沿袭了古印度佛教建筑的形制，采用着石窟——更准确地说是支提窟的形式。为活着的修行者们使用而建造的石头洞窟，本来并不是汉民族的建筑形式，只是跟随宗教的传播一并打包进驻华夏。汉民族出于对自身强大的自信，对外来的文化、知识、风俗从来都是兼收并蓄，先接纳入怀，再在自己的轨道下渐渐进行吸收改造，最终化为自己的能量和骨血，在这样的不断进化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置身于丝绸之路的南北道汇合点的敦煌石窟，其功能一开始就已经远远超出原产国那种仅供专业人士居住修行的范畴，成为各色人等各种佛教活动的物质依托。其中大小形态各不相同的石窟，一一体现着佛教的汉地化。与正统的印度石窟相比较，早在敦煌的龟兹石窟，其中心柱石窟已经将涅盘的意义分离出来放到后室，降低了涅盘象征在石窟中的地位。待到敦煌这里，中心柱窟干脆取消了这个用来表现涅盘意义的后室，这就完全去掉了涅盘这个曾经的中心思想在石窟中的痕迹。涅盘这一概念在具体石窟中的地位，已是可有可无，只不过有时作为一种点缀的窟型偶尔出现在敦煌众多的石窟群中。
虽然如此，可中心柱仍旧带着塔的痕迹。直到逐渐把中心柱推出后壁而逐渐消失，代之以模仿汉地建筑的覆斗型石窟。至此，塔的形象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完全的在这一场演变中消失了，并且为佛和修行的定义的汉化奠定了建筑形式上的基础。因此，从中心柱窟到覆斗型石窟的转变，也可以说是佛教石窟从印度文化向汉文化转变的最后完成。
覆斗型石窟向背屏式石窟的演变，是在质变之后的进一步量变。体现在建筑形式上，呈现出一种空间方式的变换——覆斗型石窟中佛像在龛里，有些高高在上的味道；而背屏型石窟中的佛像在坛上，与观看者的距离更近一些，多了一份亲和力。这再一次的演变显示出佛教在汉化的过程中又进了一步，佛教开始逐渐世俗化。
寺庙建筑的彻底中国化
同时，寺庙形态的佛教建筑也借着汉地原有的建筑群落慢慢实现着。
在产生出大批出身凡人的神仙鬼怪的中国，以一般人的理解，进口的佛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国产的仙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所以顺理成章的，佛的居处也应该和人的居处相差不多。容身于世俗社会的那一部分佛塔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把原来埋藏佛骨的地宫请到了地面上来，变成了今天仍然随处可见的宝塔顶上的那些被很多人理解为仅仅是装饰用品的塔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为佛教建筑群取了个寺庙之名。它的由来历来说法不一，但最被大众广泛认可的一个解释就是源于汉朝时出现的首座佛教建筑白马寺。白马寺之名由朝廷御赐。“白马”是当时驮负佛像的牲口，“寺”本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政府机构之一，只是从这以后才渐渐成了佛教建筑的名称。用政府机构去命名外来的宗教建筑群落，一方面是体现当权者礼遇的态度，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它听上去就能体现出政府机构一般的庄严。“庙”一词则是地道的国货。想想已经被中华民族敬为神明的孔子，就身处庙中。后世“寺”、“庙”的混用，更可以看见汉文化对外来宗教充分的溶解。
不仅是名称，更重要的是它在建筑上也是完全仿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制。在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中，各类建筑都要遵照一定的规制，只是由于用途和主人身份的区别而在规模尺度、具体配置上有所区别。上至皇宫大内，下至平民宅院，基本都是坐北朝南、左右对称，房间的分配更是依据地位高低有着明显的分别，娘娘所居住的方位和房间大小必然胜过普通嫔妃，长辈定会居住正房而子孙偏居两侧……尊卑分明，秩序井然。而本与儒家毫无瓜葛的舶来佛教，因为来到儒学深深扎根的土地，不管是主动或是无意，都要经历中国传统文化的点染，安身在众多大屋顶的海洋中。汉地佛教建筑群落的名称和建筑体系，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被烙印上了华夏文化的厚重印记。
印度的佛寺至今仍呈现以塔为主的模式，泰国等地也带有这种明显的特色。在中国的佛寺则开始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历程，看不到的思想和看得到的外形，都与发源地印度越行越远、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得越来越密。在最初的形制套用中，塔还是主要的，很快就为了适应汉族的方式与习惯而渐渐加强了殿堂的地位和作用。在塔、像、庙堂权重关系的重组中，最后殿堂终于取代了塔，成为我国佛教建筑的中心。在本土化的禅宗出现之后，甚至有些寺内根本寻不见塔的影子，即使有塔也大多成为摆设和装饰，有的甚至被赋予了极强的实用性，成为储藏经书、登临远眺的建筑物。
中国在自有的文化背景中，按照自有的思想意识和意义结构对塔、窟、寺庙的营建进行了不同的空间与意义的重组。千年来的发展历程之中，彰显的是生命力旺盛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一路的创造，来自不断自信的吸纳。
第2个回答 2009-11-28
很复杂的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意识形态和物质基础的关系，具体各个宗教存在差异。和各个宗教派别的宗教政策、宗教文化有关
第3个回答 2009-11-28
佛教建筑：吸纳而后溶解
佛教建筑的流变与民族定力中国在自有的文化背景中，按照自有的思想意识和意义结构对塔、窟、寺庙的营建进行了不同的空间与意义的重组，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华夏民族的传统，对外来文化是向来不予排斥的。以华夏民族的传统，对外来文化是从不照单全收的。
耶稣基督诞生的前前后后若干年头里，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群人沿着丝绸之路翻山越岭、穿越沙漠戈壁，历经密布着艰苦与危险的长途旅行，陆续来到强盛的汉帝国疆土之上，真正开始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说到佛教、僧侣，国人一定会联想到寺、庙。寺庙，再加上塔和窟，就算构成了佛教建筑的整个建筑形态。
佛教建筑的形态及发源
在印度，塔是佛教所特有的，佛的墓，自然是后世修行者精神上和物质上向往的中心。佛教本来不讲究某种特定物质形态的修行场所，佛陀在世时，大部分时间也是带着弟子走到哪算哪，非到了涅盘以后，才被安置在一个具体的建筑形态里。窟，在印度是佛教与印度教共有的。从远离市俗，独自参省的角度看，山间崖壁上的洞窟的确是很好的方式，于是拿来，加上塔这一不可或缺的要素，形成佛教的石窟样式，就是所谓的毗诃罗窟、支提窟等等。这些开凿在石头山上的窄小洞穴仅仅是作为僧侣生活、修行的场所，零零星星地分布在深山之中，以达到隐居苦修的目的。一般是一处石窟供一位僧侣修行，后来慢慢扩大到在某一个地区开凿供多人修行的石窟群，或者干脆在一个大窟之中凿开若干小窟同时供数人修行。典型的石窟结构基本由中堂、耳室、圆室、塔和拱顶五个部分组成，这五部分由居于中央的塔型圆柱联为一体，以此突出了“塔”的意象。在支提窟中，塔就是整个建筑的核心。不曾想阿育王时代佛教被大力提倡、普遍推行，产生了佛塔的遍地开花。但是僧侣们却没有与塔一道进入社会中心的公共空间，而依然隐居于山崖之间。塔，立身在社会中心的时候，就不同于石窟中的塔了。当僧侣们开始走进社会，石窟为主的佛教建筑大潮，渐渐变成寺庙的天下。离开了山崖，塔不再深藏不露，而是直面众生，塔的四周也没有了修行的处所，这就不仅仅是外型、大小的差别了。更为重要的是影响着塔、窟、庙三者间的关系与文化。
佛教建筑的初步汉化
佛教第一次来华交流本是政府行为，阿育王促请僧侣游走周边诸国传教，公元前214年左右到了中国，却被一心追求长生不老的始皇帝下了大牢，也就只好作罢。后来一直到公元64年前后，汉明帝时，才又陆续传入。而早期的中国佛寺直接沿袭了古印度佛教建筑的形制，采用着石窟——更准确地说是支提窟的形式。为活着的修行者们使用而建造的石头洞窟，本来并不是汉民族的建筑形式，只是跟随宗教的传播一并打包进驻华夏。汉民族出于对自身强大的自信，对外来的文化、知识、风俗从来都是兼收并蓄，先接纳入怀，再在自己的轨道下渐渐进行吸收改造，最终化为自己的能量和骨血，在这样的不断进化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置身于丝绸之路的南北道汇合点的敦煌石窟，其功能一开始就已经远远超出原产国那种仅供专业人士居住修行的范畴，成为各色人等各种佛教活动的物质依托。其中大小形态各不相同的石窟，一一体现着佛教的汉地化。与正统的印度石窟相比较，早在敦煌的龟兹石窟，其中心柱石窟已经将涅盘的意义分离出来放到后室，降低了涅盘象征在石窟中的地位。待到敦煌这里，中心柱窟干脆取消了这个用来表现涅盘意义的后室，这就完全去掉了涅盘这个曾经的中心思想在石窟中的痕迹。涅盘这一概念在具体石窟中的地位，已是可有可无，只不过有时作为一种点缀的窟型偶尔出现在敦煌众多的石窟群中。
虽然如此，可中心柱仍旧带着塔的痕迹。直到逐渐把中心柱推出后壁而逐渐消失，代之以模仿汉地建筑的覆斗型石窟。至此，塔的形象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完全的在这一场演变中消失了，并且为佛和修行的定义的汉化奠定了建筑形式上的基础。因此，从中心柱窟到覆斗型石窟的转变，也可以说是佛教石窟从印度文化向汉文化转变的最后完成。
覆斗型石窟向背屏式石窟的演变，是在质变之后的进一步量变。体现在建筑形式上，呈现出一种空间方式的变换——覆斗型石窟中佛像在龛里，有些高高在上的味道；而背屏型石窟中的佛像在坛上，与观看者的距离更近一些，多了一份亲和力。这再一次的演变显示出佛教在汉化的过程中又进了一步，佛教开始逐渐世俗化。
寺庙建筑的彻底中国化
同时，寺庙形态的佛教建筑也借着汉地原有的建筑群落慢慢实现着。
在产生出大批出身凡人的神仙鬼怪的中国，以一般人的理解，进口的佛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国产的仙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所以顺理成章的，佛的居处也应该和人的居处相差不多。容身于世俗社会的那一部分佛塔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把原来埋藏佛骨的地宫请到了地面上来，变成了今天仍然随处可见的宝塔顶上的那些被很多人理解为仅仅是装饰用品的塔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为佛教建筑群取了个寺庙之名。它的由来历来说法不一，但最被大众广泛认可的一个解释就是源于汉朝时出现的首座佛教建筑白马寺。白马寺之名由朝廷御赐。“白马”是当时驮负佛像的牲口，“寺”本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政府机构之一，只是从这以后才渐渐成了佛教建筑的名称。用政府机构去命名外来的宗教建筑群落，一方面是体现当权者礼遇的态度，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它听上去就能体现出政府机构一般的庄严。“庙”一词则是地道的国货。想想已经被中华民族敬为神明的孔子，就身处庙中。后世“寺”、“庙”的混用，更可以看见汉文化对外来宗教充分的溶解。
不仅是名称，更重要的是它在建筑上也是完全仿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制。在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中，各类建筑都要遵照一定的规制，只是由于用途和主人身份的区别而在规模尺度、具体配置上有所区别。上至皇宫大内，下至平民宅院，基本都是坐北朝南、左右对称，房间的分配更是依据地位高低有着明显的分别，娘娘所居住的方位和房间大小必然胜过普通嫔妃，长辈定会居住正房而子孙偏居两侧……尊卑分明，秩序井然。而本与儒家毫无瓜葛的舶来佛教，因为来到儒学深深扎根的土地，不管是主动或是无意，都要经历中国传统文化的点染，安身在众多大屋顶的海洋中。汉地佛教建筑群落的名称和建筑体系，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被烙印上了华夏文化的厚重印记。
印度的佛寺至今仍呈现以塔为主的模式，泰国等地也带有这种明显的特色。在中国的佛寺则开始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历程，看不到的思想和看得到的外形，都与发源地印度越行越远、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得越来越密。在最初的形制套用中，塔还是主要的，很快就为了适应汉族的方式与习惯而渐渐加强了殿堂的地位和作用。在塔、像、庙堂权重关系的重组中，最后殿堂终于取代了塔，成为我国佛教建筑的中心。在本土化的禅宗出现之后，甚至有些寺内根本寻不见塔的影子，即使有塔也大多成为摆设和装饰，有的甚至被赋予了极强的实用性，成为储藏经书、登临远眺的建筑物。
中国在自有的文化背景中，按照自有的思想意识和意义结构对塔、窟、寺庙的营建进行了不同的空间与意义的重组。千年来的发展历程之中，彰显的是生命力旺盛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一路的创造，来自不断自信的吸纳。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