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余年前曾立下宏愿，希望能撰写一本一般人都能够阅读而且愿意读下去的中国史书。少年气盛，不自知孤陋，历时两年余，积稿盈寸矣。当年曾自订四项规律以自策勉。 第一是必须将古籍融会贯通，透过缜密思考，用现代的文体，叙述古代的事物。绝对革除堆砌长幅大段古籍，敷张而成书者流。此固或可表示著者之渊博，于读者而言，则有不知所云的感觉。不幸这类史籍充斥，有的到了能剪糊多少便印刷多少的程度，焉能不使一般追求国史知识者望书兴叹。 第二是对史事的排比组合，尽可能要按发生的时间次序叙述。因为读历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理解史事的因果关系，或许可以从中获取些许经验。如果叙史时海阔天空，上下古今，畅论一是，容或偶有所得，然于一般读者而言，史事尚未认知，焉能从而领悟其“真理”？此类以“一家之言”而鸣世之著作，亦曾风流一时，于一般读者而言亦只得随声附和，颇似寓言所说国王的龙袍，不能不说美极了。
第三是要以极郑重的态度选择所要叙述的事物，易言之，即我们所要叙述的不是“过去的事都是历史”的那种历史，而是“我们今日所需要知道的过去的事”的历史。所以很多史家都承认“凡是历史都是近代史”这句话，因为都是根据近代人的眼光在选择史事，在析绎史事。举例以明之：如唐代日本“遣唐使”之事，在唐代绝不受重视，宋以后的史家更不理会此事，但清末民初以后的史家便大肆渲染成中国文化如何如何影响日本了。又如明世宗时的“大礼之议”，为了谁应称为“皇考”之争，明史记载连篇累牍，煞有介事，今日则有不知何所云然的感觉。如何采择过去的史事人物等加以浓淡分明的叙述，需要史学家的智慧，也还需真正博古通今（中外）。
第四是篇幅不可过繁重。当年订为五十万字左右，主要是估计一位有正常工作的人，每日抽空阅读，能在一周内读完为适宜。大家都知道写历史不怕篇幅多，要抄多少都有供应；问题在如何简，更重要的在“简得其当”。简得其当的标准很难定，这便是最绞脑汁，熬心血的功夫。笔者尝因某人或事应配置在何处，如何叙述，萦绕于心，久思不能决，拂之亦不能去，甚至当玩麻将时亦入侵，其恶可知。 工作两年余之后检视成绩“惨”然。除第一项勉强做到外，其余三项均力不从心，尤其篇幅臃肿不堪，是真正眼高手低的产品。懊丧之余，从史功、史才、史识、史意（章学诚首创，即史之意境）等方面作一反省，自知不逮。此后工作方向转换，但数十年来每浏览国史书籍，若有所感触，辄笔之于卡。五年前检视累积之物，似略有所得，重拾旧业之念油然而生。原因很简单，我虽顽劣窳陋仍如昔日，但已年近古稀，即将退归田园，汰于学界之外。在未消失于茫茫史学界之前，桑榆之年总不能再坐耗时光，因此抱定入地狱的心情撰写此书。三十余年前的手稿，可用者已十不得一二，若干纸张已朽，只得糊贴在稿纸上始免破碎，纸且如斯，人何以堪。 “中国”亦可当作地名解释，“中华”则涵有历史文化传统之意；故今日之国人，无论其政治主张如何歧异，但都坚守着中华两字不放。因此本书杜撰“中华世界”一辞，因中国文籍中所说的“天下”，与今人世界同义。本书的主旨即在叙述中华世界从形成到破灭的历史。“纲”是纲要，自知无法周详耳。 全书共分六编，第六编叙述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为止的历史，采取拙著《中国近代史》者约五分之三，小错误已改订。补充若干新意见，编组亦重作安排。笔者何以叙史至辛亥革命为止的原因，在本书最后两页有交代。 本书是于一般渴望知道国史者而著，于专家言，实不值一哂，故引文均未注明出处。因为笔者功力浅薄，绝对大多数引文均据《二十五史》《资治通鉴》而已。读者欲进一步探索，可查正史之本传或有关本纪或书、志。本书所引者均极短少，有时仅数字，目的在增加语意及涵义，如果加注出处，篇幅要增多三分之一，省去之后，对读者无碍，专家自可查证。 有一鄙见以为颇为重大的问题，即自汉文帝开始到明太祖始废除的年号问题。从公元前163年汉文帝开始建年号，到他的孙儿汉武帝每数年改一次年号成为习惯，至明太祖为止，一千五百三十一年之间，共有六百七十一个年号。年号是计算时间的基准，如果记不清每个年号所代表的时间，当提到某年号时，自茫然不知何义；如用几个年号去列论某一史事演变的历程时，等于说天书，不知所云。一千五百年间有六百七十一个纪年单位，实在可怕。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改了十一次年号，唐高宗在位三十四年，改元十四次，武则天建周之后共十五年改年号十三次，有一年而有两个年号者。随意更改年号是读中国历史的极大障碍。当年标点《二十五史》及《资治通鉴》的诸君子，未趁此将年号改为帝王纪年，附以公元，是大失策。若干史家喜用年号叙史论事，自以为典雅，实则迂腐浅陋（他们也常错误，例子很多）。本书援孔子作《春秋》用“鲁隐公元年”之义，彻底废除徒以代表皇帝个人愚昧无识而复困扰后学的年号，用汉武帝二十二年（前119）代替元狩四年。某几个有特别意义的年号，到有需要时特别说明，如贞观（唐太宗是汉武帝以后明太祖前惟一不改年号的君主）、建安、永嘉之类。 笔者自知才质朽陋，素不敢为天下先，惟独废弃年号一事，甚盼史学界诸子不因人废言，竭力推行，造福后学，庶几有裨于国史之了解与研究；何况所提倡的是夫子之道，所反对的是愚昧迷信的皇帝们的恶行。 关于《中华史纲》参考书方面，实在不胜列举，只有用浩如烟埃一辞可以形容。几十年来浏览所及前贤与时贤的杰作颇多，包括专门学术论著与专书，以及一般性之通史作品。凡拜读到的，均使著者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受到裨益，谨铭谢意。至于本书的疏漏舛误，自知不免，亦祈匡正，是祷。
铜梁李定一谨识 1986年6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