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爱问题广为人知的开端是在1968年，北爱尔兰民权协会（NICRA）的游行中暴动与骚乱此起彼伏。这个团体在1967年发动了一场和平民权运动，借用了美国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民权运动的语言和标志。NICRA寻求为北爱的天主教与民族派平反。他们特别希望：终结不公正的选区划分，这将所有天主教徒限制在有限的选区内，使地方评议会失去代表性（特别是在德里市）；废止地方政府选举中的纳税人特权，这给了新教徒（往往更加富有）超出比例的选举权；以及废除被看成针对民族派社区的特别权力法案（许可拘留和其他镇压手段）
开始时，北爱总理特伦斯·奥尼尔对这场看来温和的运动赞赏有加，保证对北爱进行改革。但是他遭到许多联合主义强硬派分子强烈反对，其中包括威廉·克雷格与伊恩·佩斯理，后者指责他是“叛徒”（sell out）。某些联合主义者马上怀疑民权协会是爱尔兰共和军的“特洛伊木马”。暴力活动在几场民权游行中发生，保皇分子用大棒攻击民权示威者。皇家阿尔斯特警队被广泛谴责为支持保皇派，亦被认为应对允许暴力活动负责。
多数保皇派仇视民权运动的行为与领导人煽动联合派群众的恐惧感，宣扬共和军不止在幕后支持民权协会，而且在计划一轮新的攻势有关。实际上共和军已经穷途末路，只有很少的武器，日益强调非暴力政治。北爱问题的第一轮爆炸活动（主要指向电厂和其他基础设施）是由保皇派的UVF在1969年进行的，旨在训练和栽赃给共和军。
族群冲突在1969年恶化。在一月，一场“人民民主”组织从贝尔法斯特到德里的游行被保皇派在伦敦德里郡的本托雷特（Burntollet）袭击。RUC被指责未能保护游行者。接下来的几月在德里和贝尔法斯特的民族派区域立起了路障。这场骚乱在泽区暴动（1969年8月12日-1969年8月14日）到达顶点——一场大规模族群暴动在德里的警察和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爆发。骚乱在泽区的天主教居民、警察与德里青年学徒成员之间爆发，因为后者沿着城墙游行时穿过泽区。
警察和保皇派为一方，泽区居民为另一方的骚乱在英国军队派来恢复秩序之前持续了两天。这场“战役”触发了贝尔法斯特、牛里、斯特拉贝恩等地从1969年8月14日开始的教派骚乱，使很多人丧生，多所住房被焚烧。骚乱是由民族派为了支持泽区军民发起的示威引起的，在一颗手榴弹扔向一所警察局后骚乱升级。RUC作为回应部署了装备勃郎宁机枪的装甲车，并在贝尔法斯特民族派的福尔斯路地区打死一名9岁男童。保皇派群众以攻击天主教地区作为对暴力活动的回应，孟买街（Bombay Street）、马德里街和其他天主教区街道的大部分被付之一炬（见北爱尔兰1969年骚乱）。第一名被害的警察维克多·阿巴克尔（Bombay Street）是被保皇派而不是共和派射杀的。
民族派宣称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在这些骚乱中辅助或至少没有积极反对保皇派。共和军也被自己的支持者广泛批评在1969年8月贝尔法斯特骚乱中没有能够保卫天主教社区，致使7人被害，750人受伤，1505家天主教徒无家可归——几乎是强占的新教徒房屋的五倍。一名天主教牧师报告说他的教区居民把共和军轻蔑地称作“跑路军”（I Ran Away）。
北爱政府要求英国政府在北爱尔兰部署英军恢复秩序。民族派一开始欢迎军队，经常为士兵送水送饭，因为他们不信任警察的行动会不偏不倚。但是因为军队下手过重而被认为偏向联合派，这种关系迅速恶化。
很多联合派分子将民权运动视为北爱问题的起因。他们坚持运动动摇了政府，制造权力真空使准军事组织见缝插针。其他人，主要但不是全部为民族派，坚持认为民权运动和伊恩·佩斯利与其他保皇派的反对，只不过是一个本身生来堕落，必定垮台的教派主义政府制度的先兆而已。 1970年至1972年北爱尔兰经历了政治暴力活动的大爆发，1972年到达顶峰，近500人丧生。这些年份里暴力升级有许多原因。
联合派相信主要原因是脱离老爱尔兰共和军的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临时派共和军）的成立。当老共和军（被称为正统派共和军的残余成员）拥抱非暴力群众运动时，新的临时派共和军却决心发动“武装斗争”来反对英国在北爱的统治。新共和军希望展现“天主教社区保卫者”的教派特点，而不是像“正统派”一样寻求两个社区劳动阶级的联合。联合派将这场进行中的斗争看成是北爱问题的主要原因和持续因素。
民族派则坚持认为暴力活动突发是因为民权运动的希望变成失望，而接下去的镇压直接针对他们的社区。他们指出这几年中的很多事件来支持这一观点。其中一例是1970年7月的福尔斯宵禁，3000人军队强行在贝尔法斯特民族派的下福尔斯地区实行宵禁，在与共和军的枪战中发射弹药1500多次，打死四人。另一件事是1971年引入未经审判的拘留制度，一开始就有350多人被捕，只有两个人是新教徒，只有一人是保皇派。另外由于情报不尽人意，很少一部分被拘留的人是真的共和派积极分子，但是有些人因为自己的不幸经历接下去变成了共和派。在1971至1975年间，1981人被拘留，1874人是天主教徒/共和派，107人是新教徒/保皇派。被拘留的人受到虐待甚至拷打的说法在民族派社区中广为流传。最感情化的是，民族派指出1972年1月14名手无寸铁的民族派示威者被英国军队在德里射杀，这一天被称为血腥星期天。
临时派共和军（或者叫做“Provos”）在1969年下半年成立，立即因为对保皇派和警察袭击天主教社区后的反击行动中更富攻击性和战斗性而站稳脚跟，在1970年代的天主教贫民窟中作为“保卫者”获得支持。虽然正统派共和军内的改革派和马克思主义势力不断增加，他们也针对对现行的暴力活动和天主教社区与英国部队之间恶化的关系开展了自己武装斗争。从1970年以后，正统派和临时派都与英国军队开展过武装对抗。
至1972年，临时派的战斗密度极高，打死100名士兵，打伤500名，进行爆炸1300多次，大多数针对他们认为是“虚假经济”的商业目标。许多平民在爆炸活动中丧生，特别是在1972年7月的血腥星期五，22枚炸弹被安放在贝尔法斯特市中心。正统派共和军从来没有完全承认进行过武装行动，在1972年6月取消了他们的战斗活动。但是临时派，除了1972年临时停火与英国官员谈判之外，决心继续战斗活动直到爱尔兰统一的目标实现。
保皇派准军事组织，包括阿尔斯特志愿军与新成立的阿尔斯特防卫协会以针对民族派的教派主义暗杀活动作为对激增的暴力活动的反应，并简单地把天主教徒等同于民族派。其中的某些谋杀特别骇人听闻——比如香基尔屠夫案，犯罪人在殴打和折磨受害者之后杀死他们。临时派共和军也犯下教派主义谋杀罪行。例如在1976年1月，他们为报复六名天主教平民被保皇派杀害而进行的1976年金斯米尔大屠杀，10名新教徒平民被机枪扫射致死。政治暴力的另一个特点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不情愿或者被迫地从先前的混居区域中搬迁。例如，在贝尔法斯特，新教徒被迫从列拿度（Lenadoon）搬出，天主教徒从拉斯库尔（Rathcoole）区和西谷（Westvale）地区。在德里市几乎所有的新教徒都逃到了保皇派绝对多数的喷泉区（Fountain Estate）与西侧（Waterside）地区。
伦敦的英国政府看到北爱尔兰政府无力应对安全局势，于1972年暂停了联合派掌控的斯多蒙特权力下放政府的运作，从伦敦进行“直接统治”。该政府解决了许多民权运动关注的问题，比如重新划定选区边界以使其更具代表性，给予所有公民在地方选举中的投票权以及将公共住房的分配权转移到一个独立的北爱住房委员会。直接统治开始时被认为是一个短期计划，中期方案是在联合派与民族派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上恢复北爱自治。但是协议被证明难以达成，北爱问题在政治僵持的情况下持续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 1973年，主流民族派和联合派政党与英国和爱尔兰政府就桑宁代尔协定举行谈判，该协定旨在北爱尔兰内部产生政治解决方案，但是爱尔兰共和国政府在所谓的“爱尔兰因素”下牵涉进来。协定提供了民族派和联合派之间的“权力共享”方案，以及一个促进南北爱双边合作的“爱尔兰理事会”。北爱社会民主工党的肖莫斯·马龙指出桑宁代尔协议和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之间明显的相同之处。他以形容后者为“笨学生的桑宁代尔”而著称。
但是联合派却在桑宁代尔问题上分裂了，共和军也反对这一方案，他们的目标除了终结北爱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以外别无其他。很多联合主义分子反对权力共享的计划，坚称与那些追求消灭本省的人（民族派）共享权力是不切实际。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联合派对“爱尔兰因素”和爱尔兰理事会的反对，后者被看成是全爱尔兰国会的预演版。社民工党地方议员休·罗格对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听众发表评论说，桑宁代尔是会把“联合派会推向一个统一的爱尔兰”的工具，注定要失败。
1974年1月，布赖恩·福克纳（Brian Faulkner)以微弱差距失去了在联合党内的领导权，被哈里·韦斯特（Harry West）取代。1974年英国大选给了反对桑宁代尔协议的联合派一个机会测试联合派对“都柏林就是桑宁代尔的未来”这句口号的态度，结果令他们的反对者大惊失色：他们赢得了12个席位中的11席，赢得了58%的选票，其他选票大多数流向民族派和支持桑宁代尔协议的联合派。
但是最终，桑宁代尔协议被保皇派（主要是当时人数超过2 0000人的阿尔斯特防卫协会）和新教徒工人的群众活动所推翻，后者建立了阿尔斯特工人理事会。他们组织了一场总罢工——阿尔斯特工人理事会罢工。该罢工使北爱所有商业活动停止，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如供水供电，也被切断。民族派坚称英国政府没有尽力停止罢工，提高了桑宁代尔协议的执行门槛。但是就事论事，面对如此坚决的反对，赞成桑宁代尔协定的联合派只得从权力共享政府辞职，使新政府倒台。
1970年代的之后几年中暴力活动持续不断。临时派共和军在1975年宣布停火，但是在1976年回归暴力活动。至此他们已经失去在1970年代早期的希望，即可以迅速迫使英国从北爱尔兰撤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被称为“持久战”的战略，包括较低烈度的但更持久的，可以无限持续的暴力活动。而正统派共和军在1972年的停火却成为永久性的，“正统派”的活动也逐渐演变为完全拒绝暴力的爱尔兰工人党。但是1974年从“正统派”当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分支——爱尔兰国民解放军仍然继续暴力活动。
至1970年代后期，双方民众对战争的厌倦已经显现。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被称为“和平人民”的组织成立，并在1976年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和平人民组织了大型的示威呼吁准军事组织停止暴力。但是他们的活动在呼吁民族派向安全部队提供共和军的情报后失去了动力。军队和警察在很多天主教地区非常不受欢迎，此举被看作欠缺客观理性。
绝食与新芬党再现
在贝尔法斯特的一张描绘1981年爱尔兰绝食抗议的壁画。历任英国政府都在尝试取得使北爱“正常化”的政治解决方案上无功而返。问题包括废除不加审判的拘留和取消准军事组织囚犯的政治犯地位。从1976年开始，准军事组织由无陪审团的迪普洛克法庭审判，以免陪审员受到胁迫。如果有罪，被告会被当作一般的罪犯处理。共和派囚犯对这一政策的反抗导致了在梅兹监狱超过500人的毛毯示威和秽物示威。他们的示威在1980年和1981年的绝食示威中到达顶峰，目标是恢复政治犯地位。
1981年爱尔兰绝食抗议中，十名共和派囚犯（七名为临时派共和军，三名为爱尔兰民族解放军）饿死。第一名饿死的抗议者鲍比·桑兹（Bobby Sands）由反拘押票选入国会，桑兹死后由他的代理人欧文·卡龙（Owen Carron）接替议席。绝食示威被证明是牵动民族派社区的感情的事件——超过10万人参加了在双溪的圣路加教堂举行的葬礼。群众也参加了接下来的其他葬礼。
从爱尔兰共和派的观点来看，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在于显示了一种政治和选举的策略的潜力。在绝食者的守灵式上，新芬党——临时派共和军的政治组织——开始首次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同时进行竞选。1986年，新芬党承认了爱尔兰警察的合法性，使得一小部分强硬共和派分裂组成共和新芬党。
从联合派的观点看，绝食表明民族派社区支持恐怖主义，而这种感觉加深了教派对立。 双方的准军事行动继续着，直到共和派和保皇派分别在1994年停火(“未经认可”的谋杀，如仇杀和与贩毒有关的谋杀，至今仍然继续发生）。死于1980和1990年代的人比1970年代的少，但是看起来永无止境的政治暴力活动的持续，令社会满目疮痍。
共和军的“持久战”在1986受到利比亚捐助大量武器（见临时派共和军武器进口）的支持而甚嚣尘上，因为穆阿迈尔·卡扎菲对撒切尔政府协助里根政府轰炸的黎波里感到愤怒，卡扎菲的一个孩子被炸死。虽然死于共和军之手的士兵少了，他们的暗杀和炸弹袭击的能力却显得无边无际。共和军的很多行动指向当地的联合派目标，比如下班的警察、兼职官兵和新教徒平民，如死于1987年荣军纪念日大屠杀的受害者们。共和军也将目标指向受雇于警察局和军事基地的建筑工人、清洁工和其他工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有。
1980年代中期保皇派准军事组织，包括阿尔斯特防卫协会（UDA）、阿尔斯特志愿军（UVF）与阿尔斯特抵抗运动，从南非进口武器弹药。获得的武器在UDA、UDF和抵抗运动之间平分，导致了对天主教徒的暗杀行动升级，虽然某些武器（比如火箭弹）因为保皇派没有能力使用而几乎不用。
这些谋杀是为了回应1985年英爱协定给予爱尔兰政府对北爱尔兰内政的“咨询方地位”。
勾结——治安部队与保皇派准军事组织
冲突的一个令人反感和充满争议的方面就是已经证实的政府安全部队和保皇派准军事组织的勾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