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西行漫记》（直译应为《红星照耀中国》）由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在世纪引起巨大轰动。1938年12月18日上海复社翻译出版中译本时，由于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考虑到联合统一战线等情况，书名改为《西行漫记》。尽管这样，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该书还是成了一部禁书。
全书共12篇，主要内容包括：
1、关于红军长征的介绍；
2、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采访；
3、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红军的军事策略；
4、作者的整个采访经历和感受等。
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扩展资料：
《红星》被毛泽东称赞为“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近八十年来它在中国艰难曲折跌宕起伏的出版历程中，也带有不少神秘色彩，充满传奇。
1938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支持下，由胡愈之出面主持，经林淡秋、梅益等12人集体动手、分别承译，仅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将《红星》全书译完，并改名为《西行漫记》，以实际并无社址和门牌的“复社”名义，在沦陷后的上海“孤岛”秘密出版了。
为避免查禁便于流传而更名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全书共12章56小节，其中第5章《长征》和第4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可说是全书的骨骼与灵魂。同时书中还配有斯诺在陕北所摄的数十帧珍贵照片，又另附两张描绘精致的长征路线图和西北边区图。
因此该书虽秘密印行却不胫而走，大受欢迎，短短十个月即印行4版，发行5万册，轰动了国内及国外华侨聚集地。许多读者冒着极大风险争相传阅乃至辗转传抄，一些进步青年则怀揣该书奔往红星升起的革命圣地延安，投身到抭战的时代洪流中。
为扩大影响和携带方便，《红星》 还曾以节译本和抽印本——将第4、第5两章更名为《毛泽东自传》与《二万五千里长征》单独出版，大量翻印发行。《红星》的巨大影响，使日本驻上海宪兵队惊恐万分，他们严加查禁，并千方百计搜寻“复社”成员的下落，逮捕拷打进步文化人士，虽绞尽脑汁，仍一无所获，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也始终没能搞清“复社”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国统区，当局也对此书和斯诺的不少著作，严加查禁，不准发行。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上海又出版了据美国兰登版译出含第13章的两种新译本：即史家康等六人所译《长征二万五千里》和亦愚翻译的《西行漫记》，新增第13章6小节文字，着重介绍红军的游击战术。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西行漫记》仅1960年2月由三联书店据“复社”版印行一次，当时它虽因斯诺访华得以再版问世，但限“内部发行”，印数有限。及至“文革”爆发，它也惨遭禁锢。尤为荒唐可笑的是在闻名全国的图书馆里，《西行漫记》竟与蒋介石的著作、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等并排列为“严加控制”的书籍，深深封存起来。
1979年12月北京同时出版两种新的重要译本：一是由人民出版社所出、经吴黎平整理定稿具有文献性的版本《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另一重要全新译本系三联书店版、出自资深翻译名家董乐山之手的《西行漫记》。
全书据1937年伦敦版忠实译出，增补了“复社”版因故未译的涉及共产国际李德的《那个外国智囊》（见第11章第5节），使全书还原为12章57小节，恢复了在英美各国风行一时的英文本初版的历史原貌。同时对英文版中一些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作了一些必要校正。因此它可称之为《红星》在中国流传数十年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崭新全译本，初版30万册，很快售罄，两年左右即发行165万册。
参考资料：人民网-《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