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桩恶性伤医事件发生，罪犯被定性为故意杀人罪，而非故意伤害罪，这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伤医行为无疑触目惊心，然而，区分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动机和受害者的伤害程度。在这个案件中，嫌疑人崔振国用菜刀瞄准陶勇后脑勺和颈项部，这些要害部位的攻击显示出强烈的致命意图。尽管最终伤及手部，但这种行为指向了对生命直接的威胁，因此法院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那么，为何崔振国被判处死缓而非立即执行死刑？首要因素是他的犯罪未遂状态。根据刑法，未遂犯罪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在此案中，由于没有造成被害人死亡，法院在量刑时考虑了“一命抵一命”的原则，死缓已经是严厉的制裁。其次，崔振国的自首情节也影响了判决。尽管法院强调其严重后果和社会影响，但自首通常不会轻易加重刑罚，除非极其恶劣。根据最高法的指导性意见，自首的行为如崔振国所述，等待警方到来并无反抗，这被视为自动投案。
从情感角度看，陶勇医生的重伤二级后果令人痛心。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这涉及手部功能严重受损，对医生的职业生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崔振国的行径明显带有自杀倾向，他不仅砍伤陶勇，还选择坐等被捕，显示出他没有逃避的意图。如果死亡能为他带来解脱，那他似乎正中下怀。
然而，对于被判死缓的故意杀人犯，刑法第五十条规定了限制减刑的可能性。对于崔振国这样的罪犯，法院可能会根据其犯罪严重性，采取限制减刑，以确保其罪行的警示作用。这种判决旨在确保社会公正，同时对犯罪行为给予适当的惩罚。
总的来说，崔振国的死缓判决是基于法律的严谨考量，既要体现犯罪的严重性，也要考虑罪犯的悔罪态度和可能的减刑空间。这是一次对法律、医学和人性的复杂平衡，旨在维护社会秩序，同时给予受害者和家属应有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