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17-12-05
古代中国是个朝代更换频繁的国度,除了宋是亡于异族侵略,其他大大小小的王朝大多是亡于自身的分崩离析。短的寿命只有几十年甚至更短(秦十五年),长的即使强盛一时如汉、唐、明、清,国柞亦无非两三百年之久(汉分东西,各有两百多,合做一起,则有400多年)。相交西方一个国家能生存上千年的历史,中国王朝更替算得上是频繁的。面对这个现实,其中必有了些必然的规律,以我粗浅的历史知识分析看来,这个规律是由于中华封建体制的自身局限和约束,而其的背后,则是中国所处地理位置和天文气候所导致的一种适应统治制度的悲剧。
如果打开一张中国地图并以天文和地理爱好者的观点来看,中国适于发展农业。而中华体制的根本就是农业,中华民族本身即是农耕民族。直到今天,农民仍然占人口的大多数,中国仍然是农民的王国,国民是农民的心态。谁要是脱离了农民的特性,实际上就脱离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群体。历朝历代,大多以农为本,重农轻商。中国古代之皇帝,如果要维持其正统地位,主持祭天和重视农业是维持其神圣不可侵犯形象的重要保证。皇帝自称天子,也就是天的儿子。其的称呼很有深意。比如为什么皇帝不自称是某个具体的神的儿子,是救星,是弥撒亚,或者干脆自称就是某个大神的转世而偏要说是虚无缥缈的天的儿子呢?对于农民来说,天,也就是气候时节是最为重要的东西。其关系到农民生活作息,播种时节,当年收成。所以,天是农民的图腾,是农民的精神支柱。皇帝作为天的儿子,是广大农民兄弟的顶膜礼拜的文化正统,带有其统治的必然和正确性。中国古代皇帝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制定每年的年历,我们称之为农历的东西,来指导全国农民的耕种作息。如果计算失误,就会影响当年收成,严重的,会造成其权威的丧失、统治的崩溃。清朝的时候,中国古代相传的占星术由于时代的变迁和资料的流失,与实际节气已有了相当的误差。于是康熙大帝采用西方传教士的计算方法,精确制定了每年的年历,奠定了其是天的代表的地位,维护了其的统治。皇家制定年历的传统反映到现在,就是俗语中把买年历称之为买“皇历”。
在中国以农为本的经济基础下,我们再来看中国其他重要天文地理因素。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我们的母亲河是黄河。黄河是含沙量极大的河流,其在养育了中华民族的同时也带给了中华民族深重的灾难。整个黄河流域,如果没有一个统一有效的指挥中枢,以古代落后的生产水平,实在难以抵御黄河的改道和决堤。从气候上看,中国算不上是风调雨顺。到公元1911年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的灭亡,中国有案可查官方纪录水灾1621次,旱灾1392次,自有记录开始平均每年灾害达1.4次之多。从规模上每三年往往大旱,五年又有大洪水,这是中国气候的一个普遍规律。其直接影响了王朝的兴衰成败。比如最为倒霉的明,赶上人类历史上最近一次小冰河时期,北方连年干旱,终于酿成了流民大起义。每年的自然灾害,一旦发生,受灾地区人民流离失所,惨状不忍一一述明。用现代的话说,那是每天都在死人。古代交通运输不发达。即使在20世纪上半叶,抗战时期从国外每进口一架飞机,就要损失一架飞机。虽然是战争年代所致,古时状况却更为惨烈。汉武帝时24石粮草,运到前线时只剩1石。在炀帝开挖大运河前,从南方调集物资赈灾,一车的稻谷,运到北方往往所剩无几,古人号称只剩一粒。虽有夸张,但也证明了损耗之大。正是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中国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强权中央大政府。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有效组织起足够的人力物力,发展水利,抵抗自然灾害,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强盛,社会才能发展。中国之所以能屡屡消化外来民族的入侵,虽多次四分五裂却最终走向统一,不是因为什么中华文明之精髓——那是后话,而是中国自然条件需要中国统一,唯有统一才能发展,才能走向强盛。分裂对国人来说,没有出路,历史证明那是死路,对谁都没有好处。
基于以上两点,中国社会体制,必然是建立在适应中国本身农业经济的基础上。中国国家之强盛,取决于中央集权程度,取决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程度,说白点,是取决于对分散在五湖四海广大农民的控制程度和中央自身的权威。中国最初的庞大制度的缔造者,采用了中央直接向农民收税的制度。国家首脑机关精简,高高在上,直接面对庞大的农民阶级。这一制度在后代不断改进和完善,但总体方向不变。评论中国古代王朝是否强大,不是看他对外打了多少胜仗,也不是看国内老百姓是否安居乐业,这些都是果,真正的因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程度有多大,中央是否有能力把尽可能多的农民纳入到国家户籍制度中来(莫要笑,这个国之根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古代中国地广人稀,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固然不存在,但是独立于中央财政逃避赋役的小自耕农却不少。有些甚至是“合法”的,比如出家当和尚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古代皇帝后来搞灭佛运动,可不是无缘无故某个皇帝大腿一拍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实在是当和尚的人多了,危害实在太大了)。如果离开了这个前提,中央就会积贫积弱,对外战争无法组织起足够的人力物力,对内就无法应付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长久以往,中央威权受到损害,法令不行,灭亡指日可待。
了解到中国制度的根本,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制度为什么总是要在几百年内走一个轮回。前面说了,中央的强大在于对农民的控制。那对于农民自身来说怎么样呢?首先农民需要温饱,起码要能活下去,否则农民会变成流贼,反过来破坏中央的威权和社会的稳定。为了维持中央的法令,中央就要调动人力物力加以剿灭,从而更多的农民加重负担,破产,变成流贼,于是中央再镇压。这个过程是个U型,即中央加大威严,流贼被剿灭,情况好转;但一旦过了拐点,中央压力越大,农民造反的越多,社会反而更不稳定。这个拐点一旦出现,反逆就很困难,国家很快走向灭亡。再以明朝为例,崇祯的时候,农民的负担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农民把地契往地上一扔,有人过来捡了,农民便如释重负地说:地是你的了,你来种吧。这样的场景,明怎么能够不亡。其次,农民需要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古代社会以农为首,农民失去了土地,“转业”的机会不大,很容易就导致生存和温饱问题。为此农民就要人身依附于当地土豪,以换取生存的权利。这是中央失去对农民直接控制的开端。当地方土地兼并到一定程度,已是尾大不掉,中央法令不行,中央难以调动足够人力物力,于是对外难以抗辱,对内难以治世,原来统治走向分崩离析,强大的地方取代中央,开始新一轮的轮回。所以,在每个新王朝出现的时候,往往先均田,让农民有土地;然后定下一定的赋税,这个赋税能够让农民休养生息,于是国力迅速增强,在开国50年后达到一个顶峰。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制度又是怎么让一个强大的国家走向没落。中国土地辽阔,这个决定了中央需要一套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维持其对农民的直接控制。前面说过,农民需要温饱,农民需要土地。然而这个制度本身不能保障农民这两点基本需求。根据李悝的计算方式,中国古代一般土地税为收成的15分之一,另加每人约4%的人头税,此外成年男子需每年赴劳役3日,不足的以钱代役。从数字上看不能说重,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因为计税按人头算,即是你只有薄田五亩,而撇开上述的数额,农民另需承担当地祭祀、搭桥修路等公益集资。另外田分上中下等,而农民除了耕种自家田外,往往还要承担中央的公田(俗称九田制)。在现实运作中,一旦有官吏克扣盘剥农民的情况出现,农民的实际负担就将达到生产满额甚至更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只能供养一个人,即中央的官吏。如果他同时要直接向地方缴税,那他必不能再向中央交足规定的数额。在朝代初期,官员精简,地方势力薄弱,这些都不是问题。然而随着国力的上升,能够赡养的官员数增多,官僚机构随即庞大。时过境迁,土地开始走向集中(古时土地国家所有,死后归还国家。但是有部分田地可以继承):原有的土地被再次分配,在稳定的社会发展情况下,从经济角度讲,集中显然优于分散耕种。于是农民失去土地,依附地方。因为他已经开始向地方直接负责,所以农民面临着两难境地:要么只向地方缴税以获得生存,要么同时供养中央和地方而失去温饱。如果中央本来控制力不强,农民容易选择前者,中央机构逐渐失灵,为了收到足够的赋税中央加压,更多的农民投向地方,中央更加衰落,国家走向分裂;国家控制很强,农民不得不同时向双方缴税,农民不堪重负,变成流民,生产力被破坏,就会重复我先前论述过的恶性循环,国家最终耗尽国力,再次走向灭亡。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社会因出于适应自然条件需要而采用的中央集权直接征税的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朝代更替频繁的重要原因。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