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0年代末的尾声，我国在戈壁滩上进行的一次空投核弹实验中，降落伞未能打开，导致核弹意外坠地，未形成预期的蘑菇云。这起事故引发了一系列紧迫的问题：核弹是否安全？是否会在预定区域爆炸？坠落的核弹碎片会带来何种放射性污染？为确保安全，指挥部立刻派出大量防化兵进行搜索，但始终没有找到核弹踪迹。这样的事件让人们回想起广岛和长崎的悲剧，强调了降落伞的重要性。
在“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和几位老帅就曾强调降落伞的可靠性。赵敬璞副部长，当时在二机部，对这一事件有着深入的了解。在马兰机场，核弹被从高空投放，目标是无人区的罗布泊，但降落伞故障使得核弹直接坠地。邓稼先，作为负责的科学家，他决定亲自寻找核弹，尽管许多同事反对。他清楚核弹中的放射性物质钚-239的危险性，半衰期长达24000年，一旦侵入人体，将终身损害健康。
邓稼先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不顾劝阻，与赵敬璞副部长乘坐吉普车深入戈壁。他们寻找核弹的行动中，邓稼先的直觉和决心显而易见。尽管核弹坠落地点远离预定爆心，但他们还是找到了它。邓稼先在知道危险的情况下，坚决阻止他人接近，只身进入，这显示了他的勇敢与责任感。
许鹿希分享了一张邓稼先和赵敬璞在核试验现场的照片，这可能是邓稼先对核弹命运的最后判断。那次事故对邓稼先的身体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预示着他的健康状况将出现转折。尽管他明白风险，但他仍然坚持亲自检查，确保核弹未造成国内灾难。许鹿希也提到，尽管当时存在技术争议，但关于核试验的事故在邓稼先去世后，随着《中国核工业的四十年》一书的出版，逐渐成为公开的历史事实。
赵敬璞（1918除夕-1990.10.22），出生于南京市浦口。籍贯江苏铜山县 房村镇小赵庄。1936年底，在徐州市新新中学高中一年级时因参加“西安事变”学生运动被开除。1937年5月离家出走到太原考取山西国民师范军政训练班。1937年6月，集体参加牺盟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抗战爆发后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为决死一纵队三大队八连队员。1937年10月被派往长治县任人民武装自卫队副总队长。1938年2月，调回决死一纵队三总队工作，此时虽不是党员，但由于组织信任，担任了一营一连指导员。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1940年期间，任团政治处组织干事，代教导员。阎锡山发动攻击新军的“十二月政变”后，为充实部队，新军游击一团与决死三总队合并为八路军新军第25团，调任连指导员。1940年2月调任八路军太岳纵队青年知识分子训练队（简称青训队）任指导员。1940年秋，青训队与太岳纵队教导大队合并，调任指导员、组织干事、大队总支书记（教导员）。1943年3月，调任军分区巡视组长。1945年2月任八路军太岳一分区第38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上党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为执行中央抢占东北的战略决策，太岳军区组成太岳支队（五个干部团）赴东北。任干部团副政委（政委未到任）率部于1945年10月出发。途径洮南车站时遭到当地政治土匪的围攻遇险，顽强抵抗坚持一昼夜，得到白城子军分区和苏联红军驻军的支援，始得脱险。1945年12月抵达嫩江军区后，任警备二旅四团政委，该团有关内老八路的五个整连，形成二旅的主力。解放战争期间，在龙江、景星、甘南等地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剿灭土匪，先后任东北骑兵二团、骑兵一团政委。1948年4月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巡视团巡视员、组织部干事。四野打到广州后，任第15兵团直属政治处副主任。在广州与同在兵团直属政治处的李燕结婚。1950年7月，在广州的15兵团领导机构与在河南的第13兵团领导机关对调，兵团机关北上组成东北边防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任志愿军司令部直属政治处政委、直属政治部主任。1956年5月离开朝鲜回国。1957年8月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4系（装甲兵系）政委兼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所政委。1960年6月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核武器局）的第一任专职党委书记，在青海实地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直到1962年10月因肺结核病情恶化，医生诊断有肺穿孔的危险，才离开青海，住院治疗。1964年10月，调任二机部三局（核地质局）党委书记，所领导的核地质战线，职工多达3、4万人，工作地区艰苦，队伍分散。文革初期，因抗战时期的山西新军的革命经历而靠边站停止工作。1969年秋，获得解放。1971年2月，重新工作，任二机部办事组（办公厅）组长，部党组成员。1973年初去四川地区的九院解决问题。1974年二机部恢复机关的司局建制，任九局局长，后任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1982年12月离休。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赵敬璞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