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开篇直达十年前的场景，当下“我”和福贵的境况却不得而知，像是凭空消失，而作者为何不提及说明，引人遐想。
故事讲完了，徐家人只剩下年迈的福贵，而那也是十年前的事。十年中，福贵可能已经离世、也可能继续活着，“我”在得知福贵的故事之后可能活得更好、可能过得更糟糕，作者留下了空白。所以从意识层面来讲，现在的两个“我”过得怎么样，《活着》并未说明，读者无从追寻这些消失的人。
《活着》通过两个“我”的回忆展开，文化工作者的“我”十年前在田间遇到老人徐福贵(故事叙述中的另一个“我”)，福贵向“我”通过自由联想的方式讲述了自己四十多年来的故事，如同在田间开展的一场精神分析，“我”是分析师，福贵是案主；文化工作者的“我”作为分析师是聆听者，每到情节的关键点，总会出现，对案主福贵的讲述做出回应和分析。
弗洛伊德指出:“在精神分析的治疗时，除医生同病人谈话之外，别无其他。病人说出他的以往经验，目前的印象，诉苦，并表示他的愿望和情绪。医生只有静听，设法引导病人的思路”。福贵向“我”进行了五回讲述，每回都有死亡:第一回，福贵讲述了自己从纨绔子弟到气死父亲、一贫如洗、怀孕的妻子被丈人接走的故事，福贵绘声绘色、和盘托出，“只要我想知道的，他都愿意展示”。
第二回，儿子有庆出生，福贵因母亲生病前去求医，被国民党部队抓去拉大炮，在被解放军释放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女儿因高烧变成了聋哑人，龙二被枪决。“我”一直在树荫里坐到夕阳西下，没有离开，聆听着福贵的讲述。
第三回，为了儿子有庆读书，将聋哑女儿送给了别人；有庆与县长夫人血型相同，为救县长夫人抽血过多而死。“我”请福贵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福贵因自己的身世受到别人重视，“显出了喜悦之情”。
第四回，女儿凤霞与偏头万二喜结婚，春生上吊自杀，凤霞在生孩子时因大出血而死；凤霞死后不到三个月家珍也去世。“我”内心涌上一股难言的温情。第五回，女婿二喜在工地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外孙苦根跟随福贵回到农村却被豆子撑死。通过这五回讲述，福贵回顾了自己的生命历程，让“我”难忘。
为什么《活着》要采取这种对话、咨询的方式来展开呢？余华认为:“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的眼中就会是一个苦难的幸存者。”余华解释了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理由，但为什么要使用双重第一人称叙述？
福贵虽曾享受荣华，却“从小就不可救药”，经过时间的洗礼，已经完完全全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徐家落魄、复兴梦也破灭，活着的福贵，既是受罚者，也是见证者，按照福贵的人设，无法将自己的人生书写、传承，而通过对话的方式，徐家的故事得到传播、流传，作为文化工作者的“我”成为记录者、传播者。徐家的故事，在无后代的情况下，出现新的希望。
这种新的希望，是徐家故事的铭记，“福贵精神”的传承。“福贵精神”，即在苦难面前，不放弃不反抗，处理好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关系，“福贵是属于承受了太多苦难之后，与苦难已经不可分离了，所以他不需要有其他的诸如反抗之类的想法”。
如果福贵在赌博破产、被抓壮丁、失去妻子儿女等任何一个事故面前，放弃了、自杀了、死了，那么也不会有后来田间的故事；如果在还是少爷的时候，福贵赌博不认账，进行了反抗，可能走上了龙二被枪杀的道路。
因此，现在的福贵和“我”过得怎么样，是否仍活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福贵精神”的传承。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我们的幸福与苦难、无聊和平庸。”
在忍受中活着，在挣扎中活着，正是“福贵精神”的意义，“在命运面前，任何愤怒和反抗都显得异常苍白，任何绝望和郁闷都变得无比怯懦”。
与阿Q精神胜利法相比，“福贵精神”的不放弃不反抗，在时代里挣扎，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在苦难面前，“福贵精神”表达的“不是一种抗争的姿态，而是一种忍受、忍耐的状态”，充满了幸福充满了欢乐。
福贵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却处理好了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关系，将“惩罚”式的人生，活出了不一样的色彩。徐家落魄了、不可能再复兴了，作为地主阶级的福贵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作为“福贵精神”，却得到了永存。在苦难面前，“福贵们”不放弃不反抗，挣扎着，也会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