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8-09
中国如何实现尽快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与学术研究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西财经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学会于2005年5月在江西南昌联合举办的“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上述众多的学术研究之一。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急剧变动之中，经济发展模式也屡经转换。以长时段、多角度的眼光透视近世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与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本次会议的主题。来自俄罗斯、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以及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6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关于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演变，专家们认为，这里的关键在“选择”二字，为了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中国人民一直都在不断地“选择”、“再选择”。通过对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的历史考察，学者认为近世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1860—1927年)、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27—1949年)、传统社会主义经济(1949—1978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1978—2005年)等四次(有学者把清末、民国各分为一个阶段)模式选择，同时也分别形成了清末民国前期“近代经济的初步发展与社会失控”、民国后期“权威政府重建的整合绩效与战时阴影”、新中国前期“全能政府的创造性实践与体制性危机”和改革开放“重择市场体制的瞩目成就与错位杂音”等四个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并在总结与承传前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新世纪初期选择了具有浓厚生态文明内涵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它受每一历史时期国际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迫切问题的制约。因此，任何发展模式都是针对当时最迫切、最重要问题而设置的。既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问题，而且常常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可能，即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同时激化了另一个问题，取得了这个成果可能同时埋下了另一个隐患。中国人民对自己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认识，就是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正前人局限和深化国情与经济规律认识的过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远没有结束，还需要我们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注意吸收自己的和别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避免在今后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问题上犯大的错误。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20世纪大部分年代，真正选择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为数甚少。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20世纪注定不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世纪，而是一个在漩涡中痛苦挣扎的世纪。中国则是在20世纪少数几个选择自己独特道路从而真正创造自己历史的国家之一。如果说20世纪上半期中国选择和决定了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20世纪下半期中国则选择和决定了自己的发展模式。最后，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中国确定了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历史发展道路、历史发展模式与历史发展方向的选择与决定，构成20世纪中国历史创造的主线。 认识与坚持科学发展观，是人类社会正确选择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专家们以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在探讨了两次“西学东渐”的积极成果和反思“GDP崇拜”或“GDP情结”后认为，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工业主义，现有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则又是“走俄国人的路”的结果。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工业化不是重复先前工业化国家的足迹，而是要适应国情，适应它所处的时代，走出有自己特点的道路，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工业化的征程要从国情国力的实际情况出发，又要及时研究和汲取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立足于追求GDP增长的速度，以GDP论英雄；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是“重经济、轻社会”，“重生产、轻生活”，忽视了内部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甚至牺牲了环境和资源的平衡，这种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自“一五”时期就已形成。目前一个尤其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中国存在自晚清以来逐渐积攒下来的、在社会上下都普遍存在的“现代化焦虑症”；这种“现代化焦虑症”直至现在也没有得到缓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加重的趋势。这不仅仅反映在领导者和经济建设方面，而且反映在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互相攀比和浮躁心理，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精神疾患，并且已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或使原有矛盾进一步加剧。这给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整个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全面发展设置了巨大障碍。中国现代化既不能绕过工业化阶段，又要避免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既要通过加快发展逐步解决，又不能消极等待发展来解决；根本出路就是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从GDP增长至上战略转变为可持续、可循环、两个和谐的融合式、跨越式发展战略，即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既促进当前实际实施的“粗放非环保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环保型经济增长方式”，又要通过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使民众力量影响并参与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保障走“绿色”与“和谐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十分及时，更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时期的迫切性。它对我国走新型现代化道路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深远意义。 政府与市场在选择经济发展模式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是会议另一研讨热点。专家们认为，在中国一百多年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中，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一直在进行调整并与之形成互动。不论是清末北洋近代产业的初步发展与乱象，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整合的绩效与问题，也不论是共和国初期全能政府的创造与危机，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与杂音，都与政府能否真正承担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紧密相连。就政府职能而言，其经济管理职能绝不是要不要、大与小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职能强化或削弱的问题，而是政府与市场职能如何正确分工、准确定位的问题，即既不“缺位”也不“越位”，而应在实践中全面落实“到位”的问题，是强化政府履行本应“到位”的职能问题。有学者认为，旧中国、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主导的特征非常明显，而晚清时期非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府对于扩展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则不可能有最大化的积极性。有的学者则在对中国早期近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考察后指出，政府及其洋务官僚的支持和参与或主导是中国早期工业关键力量，若非如此，中国到何时才能出现具有规模的新式近代工业!与此同时，市场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也为众多学者所关注：有学者认为，近代以来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主体——商人资本的形成，使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结构开始向社会主导型的市场结构转变。这一进程是明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主流。有的论文则认为，中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使之在经济层面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不足，甚至在特定的情况下会形成对国外市场与外部刺激的壁垒；当外部刺激无法抗拒时，清代成熟的国内市场与经济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主动改变以适应各种变化，并从而导致近代中国经济趋于崩溃的边缘。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近代中国市场长期以来没有统一的货币，也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市场交易奸弊丛生。在旧中国市场上，该有的规范没有，有的只是过多的关卡和苛捐杂税，过重的交易费用，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危机。这是阻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不是市场经济过头的问题，而仍然主要是市场发育不够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越位”与“缺位”上。 学者们一致认为，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新世纪中国选择与坚持融人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实现下一步战略目标的关键。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共同发展，要实现生产增长、生活提高、生态改善和社会和谐的全面发展。